重新思考東亞漢字文化圈

语改农夫

文章来自日本公益媒体

Part 1 “漢字”作為日語表記工具的作用

世界大約200多個國家中，現在仍在使用漢字的國家只有中國和日本。

據說漢字系統化地傳入日本列島是在應神天皇（在位270-310年）時代。而根據日本的“記紀”（日本歷史書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的總稱——譯註）記載，漢字傳入日本是在公元5世紀初葉。因為漢字原本是為適應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人們的表達習慣而創造的語言，於是日本列島的人們從此就開始了與漢字的“搏鬥”。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說日本人克服了一切難關，奠定了以漢字作為日語表記工具的穩固基礎。

從漢字的一次加工到“國字”的創造

在中國，漢字的數量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增加。當今使用的漢字，一般認為其大部分是在公元1世紀的東漢時期完成的。這個時期相當於日本的彌生時代後期，在漢字傳入日本的5世紀初葉，漢字數量可以認為已更多更齊全了。

實際上在11世紀初期，北宋官修的韻書《廣韻》中，已收錄了2萬6,194個漢字。當時的日本人，大概就是面對數量如此龐大的漢字，整理出了音讀和訓讀（以日語固有的發音認讀漢字的方法——譯註）。根據平安前期891年前後編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日本最舊的漢文典籍目錄——譯註），當時日本皇宮收藏的漢文典籍達1萬6,790卷之多。可以想像，古代日本人咀嚼領悟的知識是多麼可觀。

如果將這種初期階段容納吸收漢字和漢文看作為初次加工的話，那麼創造出日文漢字“國字”，則相當於更進一步的二次加工。

國字也被稱為和字、倭字、皇朝造字、和製漢字等，是日本人的獨創。《日本書紀》中記載，天武天皇（在位673-686年）命境部連石積創製“新字”。室町時代的記錄體書籍《貞永式目抄》中有這樣一句話：“畠字乃日本創製的千余漢字之一”。由此可見，國字是受漢字之恩恵後進行再創造的產物。

影響了幕末維新的“和魂漢才”精神

日本在幕末維新時期接觸到異質的西方文化時，也充分發揮了語言創造力，將此視為日本對漢字的第三次加工也不為過。在西方化、現代化的潮流中，日本確立了不失日語本質，通過翻譯去理解、掌握新的學問、科學、思想的方法。可以說這是平安時代“和魂漢才”精神，在幕末維新時期以“和魂洋才”的形式而結晶綻彩。

幕末維新時期的賢人智士，憑藉漢字創作能力翻譯了西方的書籍。“幹部”、“政策”、“經濟”、“投資”、“社會”、“經營”、“自由”等等，創製出上千個日本產漢語詞彙（山室信一《作為思想課題的亞洲》岩波書店，2001年）。

這些譯詞無不給人以透徹領會漢字本質且契合西文原意之印象，是非精通漢語典籍之“漢才”所莫能的，它們無一不是在根植於日本文化的漢學修養前提下誕生的。由於每一個漢字的意思與中國大體一致，因而大部分譯詞也被中國採用，這也值得作為日中文化交流的成果而大書特書。

Part 2 日中兩國共同培育漢字文化圈之未來

19世紀，西歐列強入侵東亞，日本果斷地開放門戶，走向西方化和現代化，並且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及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獲得勝利，躋身列強之列。中國將日本作為自身西方化最為便捷的樣本，重新給予了認識。

日中“聯隊”完成的漢字四次加工

清政府於1896年6月15日，向日本派遣了由13人組成的第1批官費留學生。此後，派遣規模逐漸擴大，1905年已有近1萬名留學生在日本學習。除了被稱為中國近代文學之父的魯迅（1881-1936年）、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人周恩來（1898-1976年）、孫平化（1917-1997年）、郭沫若（1892-1978年）之外，還有軍事家蔡鍔（1882-1916年）、美術家張大千（1899-1983年）、科學家李四光（1889-1971年）等等，他們通過留日體驗，積累了重建中國所必需的知識財富。

20世紀初葉，是中國教育界向現代教育轉型的陣痛時期。最初是從模仿日本教育方式開始的，中國留學生們翻譯和利用了日本的各科教材。之所以可以這樣做，在於兩國所使用的漢字在意思上具有共通性，即便不知道所用漢字的日語讀音也無妨。西方的思想、科學、學術的日文譯詞，雖是日本人創造的新詞，卻是用漢字表記的，它們再通過中國留學生的翻譯而漢語化，這樣的日中“漢字接力”進一步豐富了漢字文化圈。可以說，這既是日中“聯隊”主導的一次“漢字革命”，也是自5世紀初葉漢字傳入日本後對漢字進行的第四次加工。

中國對日造漢字的再認識

有些漢字在今天的中國幾乎已成為廢詞，但在日本卻依然使用。例如，“雫（日語為水滴意——譯註）”、“ 圀（古同‘國’——譯註）”等。對此，我們既可以探究其在中國之所以成為廢詞的歷史性背景，也可以反過來思索一下，其何以在日本得以繼續使用的文化背景。

在中國，重新認識日造漢字的事例正在增加。在《新華字典》的日文版（宮田一郎編譯，第10版，光生館， 2005年）中，收錄了日本的國字“畑”,釋意為“‘畑’，日本人的姓氏用字”。這本相當於日本《大辭林》的大眾性詞典中收錄日本創製的漢字，意義可謂重大。

作為外來語的日語詞彙大量湧入漢語，歷史上有兩次。假如把第一次界定為自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話，那麼第二次則是從進入2000年後開始的。

比如說，根據漫畫形象創造出的抽象型漢字詞彙，有“特萌”（非常可愛）、“我倒”（近乎受到某種衝擊時使用的擬態詞）等。無論哪個詞，都是不能完全按漢語傳統的組詞結構思考、解釋的，是一種“另類”的漢字組合。它展示了一種象徵著抽象與具象之有機聯繫的可能性。

越是關係到文化背景的語言，越是難以作出形象描述。比如在日本古典文學中出現的“陽炎”一詞，我還沒有找出一個貼切的中文譯詞。另一方面，關於圓月，日本吸收了中國的表現和文學，而“月”之盈虧變化的名稱，則是日本的再生產。從日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接受漢字或漢文過程中體現出的折衷思想的痕跡。

結語——作為亞洲符號、全球化符號的漢字

日本人已經國際化，有西方生活經驗並具備英語讀寫能力的人中，據說在夫妻爭吵時，常會用英語爭辯。在日本生活的中國人也如是，雖然日語流利，表達自如，但涉及到邏輯思維的話題時,不少人就會轉用“漢語”。中國人討論問題時強調邏輯性，故而自然而然地養成了以三段式論證法闡述思想的習慣。

與西語和漢語截然相反的恐怕就是日語了。日語適宜於重視感性的文化，其象徵大概就是日本創製的漢字“侘（幽寂）”和“寂（樸雅）”所表現的精神世界。

當富於邏輯性的漢字、漢字文化邂逅感性優先的日本時，就發生了化學反應。不僅僅是陰陽相剋，同時還存在著相關、相和、相融、相好。正是基於漢字的這一性質，可以透視出東亞文化以及可與全球化符號英文對應的亞洲符號的未來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