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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罗马化(拉丁化)的缘起和失败 交通工具，是一种社会化实用工具，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由人推车发展成畜力车，又发展成蒸汽火车，又发展成汽车、电力火车、飞机、超音速火箭、宇宙飞船等等。 文字是人们用来表示语言单词的一种社会化实用工具，它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即不断地增加其功能和改进其特性，不断地向着易于广大民众读写和机器快速处理的方向发展变化。所以，世界各国的文字，都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且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不断地发展变化，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的汉字体式，历史上也经过如下不断地升级更新过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gif 从1840年以来，世界和中国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892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汉字改革”运动。这说明，中国正在使用的汉字楷体系统，出现了很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的问题，所以需要升级更新了。 100年前，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汉字改革”运动呢？起因如下： 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政府就受到世界上许多大大小小工业国家的频繁的侵略，而每次的反抗侵略的战争，不论敌国大小和远近，都以清朝的失败、赔款、割地、献出殖民地等等的屈辱结果而告终。这样的结果，也打开了“夜郎自大”的清朝的封闭的国门，使中国被动地卷入了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潮流中来了。从而使中国人看到了广阔的世界情况。人们开始用“中、外对比”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现状和检讨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于是，发现中国与世界工业列强国家相比，我们这个老大帝国竟然已经十分落后了。落后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工业的落后，工业的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其实这是片面的认识）。因此，自1861年底（清咸丰十年）开始，清朝洋务派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是，科学的发展是依赖一定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所以，学西方技术，就必须同时实行西方的大工业商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这就牵扯到国家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必然危害了既得利益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清朝的统治集团就提出“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戒令。但是，这样的学习方式，必然是旱田里栽水稻，是不会成功的。 向西方工业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工业的做法，史称“洋务运动”。搞“洋务运动”的官员们，当然不会提出“改革救国”的口号，只能提出了“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口号。 为什么要提“教育救国”呢？因为在发展工业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懂得科学技术的人才。而这些技术人才从何处来呢？只能通过学校教育出来。于是就仿照西方工业国家的教育方式，办起了“洋学堂”。但是，上学是要花很多钱的，普通的老百姓的子弟是无钱上学的，上得起学的只能是富家子弟。而富家子弟，自古以来的思想，就是“上学是为了当官发财”。所以。他们即使学了科学技术，也不会到工厂里去干技术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矛盾：有钱上学堂的，不想干技术活；能干技术活的，却无钱上学。 西方工业国家为什么有那么多能干技术活的工人呢？中国的洋务派人士，从对比中发现，外国人的学习成本比中国人的学习成本低得多，98%的人都识字。而中国人为什么98%的人都不识字呢？因为中国的汉字比西方的拼音字母文字难学得多，学习的成本高得多。这样，“教育救国”就遇到了巨大障碍。 中国的一些文人，看到西方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先进，就以为他们一切都先进，并且看到世界多数国家都实行“拼音字母文字”。他们看到，西方工业国家所使用的拼音字母文字，只要会说就会写（事实也并非完全如此），从而使国民识字率很高；而汉字不直接表音，其结构又没有规律性，必须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字形、字义和字音，笔画繁多，十分难学，致使中国的文盲率达到98%以上。 虽然汉字有体式不断改进升级的历史前例可以参考，但是，中国的文人从来没有把中国的汉字体式的不断更新现象，进行研究，找出现象背后的规律，总结出指导汉语汉字发展的正确的系统的“语言文字理论”。 由于中国从来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发展的理论，洋务派文人们，就全盘接受了西方片面的错误的“语言文字学”。因此，就认为“罗马字母文字”比“汉字”先进（其实是不可类比的），于是就提出用“罗马字母”组成“汉语拼音文字”来替换“汉字楷体系统”。 其实，中国在唐末、五代时期，就已经发现汉语“音素”了。 敦煌石窟曾经发现一个署有“南梁（公元502—557年。属于“南北朝时期”的）汉比丘守温述”的韵学写本残卷。上面记载了30个汉语声母的代表字: 舌头音： 端透 定 泥 正齿音： 审 穿 禅 照 舌上音： 知彻 澄 日 清喉音：心 邪 晓 牙音： 见溪 群 来 疑 浊喉音：匣 喻 影 由于中国长期处在保守的小农业经济的不求进取社会里，后来也就没有人对守温的发现，作进一步加深研究利用了。所以，这个发现，并没有被应用到给汉字注音上去。 明朝中期，中国的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原来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这种纯拼音字母的文字，对于“教徒”背诵“小经”，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但是，如果当作大众使用的文字，可就没有“实用价值”了，因为它不能区分汉语中大量的“同音异义词”。 明朝末年，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罗马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的，把与“汉语音素”相似的“罗马字母”，当“汉语拼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罗马化的文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当然，这种用外文“音译”的汉字读音，仅仅是近似音，既不会实现标准的汉语读音，也不能当做一种表示汉语单词的“文字”来代替汉字。 这些外国人做法，对于他们认识汉字，有点帮助，而对于汉语人来说，就没有实用意义了。这是因为这样的拼音字母文字，一是不能区分汉语中大量的“同音异义词”，二是不能与汉字楷体系统实现“无缝转换”，因此就不能取代汉字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戅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改革汉字的运动。 清末最后十年中，至今存案可查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就多达二十七种。 福建厦门人卢戅章(1854-1926)，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他去新加坡学过三年英语回国后，研究拼音字。于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这种新字，把罗马字母及其变体，当作示厦门语言的拼音字母，实行“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卢戅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卢戅章，在他的《切音新字序》中就提出制定拼音字母的两个基本原则：“字话一律”和“字画简易”，也就是文字表达话音，字形简单易写。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义符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 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 罗马系：采用罗马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 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罗马系。 1908年，“改革派”吴稚辉（吴敬恒）发表文章，鼓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 “保字派”的代表张炳麟，对其进行了批判，反对废除汉字、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提出为使汉字好学，可以减省某些汉字的笔画、创造一套为汉字注音的拼音方案。在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该文被视为近代简化字运动的开端。 这些“汉字改革派”，毫无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指导，仅仅凭自己的感性的片面的认识，就“鹦鹉学舌”地对于楷体汉字进行“改革”，所以，他们的各种“改革方案”，放到实践上，不能区分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同音异义词”，因此，广大民众自然就不能使用。 在“汉字改革派”出现的同时，就出现了“汉字保守派”。“汉字保守派”也没有正确的语言文字理论的指导，只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和守旧习惯，对“汉字罗马化”加以反对的。所以，清朝晚期的“新汉字方案”，得不到官方和民众的支持，第一波“汉字罗马化”的运动就退潮了。 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一些“汉字改革派”的人士，和“汉字保守派”人士都加入了“国民政府”，并在文化界掌握了重要权力。 “民国”成立之初，新政府，为了解决中国向“工业化”发展的“瓶颈”，就立即着手普及国民教育。于是，国民政府在1913年2月25日，在北平（今天的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各省纷纷派代表参加。这些代表中，既有“汉字保守派”也有“汉字改革派”。此次大会的宗旨明确:审定国音，采定字母。 然而，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在审定汉字的读音时代表们便吵作一团，经过一个多月的论证、调解，终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国定读音。而在采定字母的工作上，分歧更加无法调和。汉字笔画式的、罗马字母式的、速记式的甚至豆芽式的字母，千奇百怪。制订者更是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会议后期，读音统一会副议长王照积劳成疾，痔疮发作，常在会场流血至脚踝。议长吴敬恒不无辛酸地写道“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几乎也无从轩轾，也无从偏采哪一种。”就在各种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鲁迅等人提议，能否采用审定字音时用的“记音符号”。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会议对这套汉字笔画式的符号加以修改，定名为“注音字母”。“读音统一会”按照“保字派”的意志议定了汉字笔画式的汉字记音符号：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3.jpg “国音”（后来叫做“老国音”），出版了《国音字典》，灌制了发音唱片，推广了“北方大众普通话”（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音，西周称雅言、晋代称通语、明清叫蓝青官话——就是西起陕西蓝田，东到山东青州的黄河流域的大众话）。 两派的第一次争斗，“保字派”取得胜利。到新中国 成立时，这套“注音符号”已经作为识字的辅助工具在民间使用40年了 借鉴西方语言拼音原理，分析出汉语“音素”，并用“汉语拼音符号”给汉字注音，比原来用“切音”给汉字注音，准确又易学。这是中国汉字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的风潮越来越大。出现了对汉字楷体系统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2年，钱玄同提出历史上第一个有关简体字的具体方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该方案指出，针对汉字难识难记问题，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汉字的笔画是治标的方法。但是，鉴于汉字的问题日益明显，而治本的方法又一时拿不出来，所以减省笔画的治标办法是唯一的选择。钱玄同在该方案中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成为后人简化汉字的重要依据。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月刊》成为“汉字改革派”的宣传口舌，连篇累牍地发表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的文章，诸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在这“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教育部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就成了“汉字改革派”的一言堂。凡是鼓吹“国语罗马字”的就是时髦的“革命派”，就成为会中的风云人物、决策人物，说啥是啥。钱玄同、黎锦熙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统一会”就马上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黎锦熙提出修改“国音”、修改《国音字典》的提案（内容是砍掉“国音”的尖音、舌面鼻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统一会”就立即成立了“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统一会”中凡是不赞成废除汉字的就说是“保守派”，就会陷入“勿容置喙”的困境，就连“统一会”的会长张一麐也只能退避三舍。在“汉字改革派”成为“国语运动”领军人物的背景下，手段高明的湘潭人黎锦熙，成为议定“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的“数人会”（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的绝对权威。1926年“数人会”议定的“国语罗马字”，其实就是西洋人威妥玛方案的翻版，除了增加了字母标调之外，其字母形式和1910年出版的《华英字典》的字母形式没有多大的差别。其字母标调法虽然是赵元任的，但语音系统却是黎锦熙推崇的威妥玛模拟的满州贵族的语音系统，其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尖音读为团音，即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取消了尖音、合并了尖团的“国语罗马字”一出台，就遭到了“汉字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汉字保守派”一是不赞成汉字罗马化，二是不赞成取消尖音、合并尖团。国罗派虽然与1926年自行公布了“国语罗马字”，但是，教育部不赞成，国民不认可，“国罗” 名存实亡了。 1926年8月，国民党的南京政府成立了。原先在北京“中华民国政府”任职的一些“汉字罗马派”官员，都转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继续任职。在学术争论上一贯主张“兼受并蓄”的蔡元培当上了南京大学（属于教育部的）的校长。黎锦熙马上恳请蔡元培公布“国语罗马字”，由于蔡元培倾向于汉字罗马化，又和黎锦熙是朋友，就应黎氏之求，以个人地位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国罗”虽然被公布，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仍然指令用区分尖团音的“邮政式”拼写北平大学的校名，而不准用“国罗”拼写。钱玄同、黎锦熙对此提出抗议，但教育部不与理睬。“国语罗马字”再次搁浅，合并尖团的“新国音”再次搁浅。 1926年,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 1932年又是风云突变，一、二八”上海事变，日军焚毁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要职的黎锦熙乘机担任了商务印书馆的馆长，就以教育部的名义出版了他在1926年完成而不被教育部承认的取消尖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原名《国语词典》），将“国语罗马字”和合并尖团的“新国音”搬上了字书，随后就极力鼓吹“国罗”是法定文字，“新国音”是法定标准音。不过，由于自身的缺陷，这套官方字母方案从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该书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该字表推行不久，因遭到众多人士的反对，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下达“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的训令。此举标志着民国时期汉字简化运动的失败。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罗马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罗马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并且“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其实，文字没有政治性，所以，此言不对）；说罗马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罗马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罗马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罗马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罗马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其实，文字对于国家的统一与否，不起作用；拼音文字也不会消灭方言；英国、法国、德国各地的方言很多）。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此为谎言），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改进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罗马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也推行不开，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 在“国民政府”任职的黎锦熙和赵元任于1926年创立《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第二年，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也研究并创制“罗马字母化的文字”，他们称为“拉丁化的新汉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出现“南罗”“北拉”现象。 1930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改名为《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简称“北拉”)。 瞿秋白写成的《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是参照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创制的“汉字拉丁化方案”。苏联制定这个方案的目的，是为了给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扫除文盲的。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并有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的战略思考。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 1930年9月26日在海参崴（被沙俄强占）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称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说：“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 会上，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①字母,②拼写规则,③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 大会在还涉及到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1930年9月“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苏联的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被介绍到国内。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接着，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成立了这样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据统计，从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 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情赞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 为了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汉字拉丁派”就大力宣传如下“道理”： 一、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比汉字容易得多。 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 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 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当时也有很多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义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毛泽东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i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 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意，经常闹误会。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推行过多年，但是，一直效果不佳，最终没有推广下去。 1939年7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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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1 12:4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