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上海党政领导来一次“三湾改编”
郝贵生
上海党政领导有关负责同志，你们好！
我是天津一名普通大学退休教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自2020年1月武汉爆发疫情以来，我一直关注疫情的发展，为疫情地区人民受到的病毒侵害和苦难遭遇而揪心，也为他们顽强的斗争精神而感动，为他们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谁也没有想到，至今病毒仍然如此猖獗。尤其是上海一个月来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甚至超过了武汉。我每天都从媒体和网络上关注上海疫情的发展状况，至今虽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发生根本的转折，人们公开听到许许多多正负两方面的消息及原因分析。上海是上海人民的上海，也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上海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建设中，为中华民族做出极其突出和伟大的成就。这都是有目共睹。看到上海抗疫斗争如此严峻的形势，不仅牵动着上海人民的心，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虽身在外地，但也有责任为上海的抗疫斗争做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特此为上海党政领导提出几点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建议召开一次类似中国革命史的“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遵义会议”。
上海疫情爆发扩张的原因有许多，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上海各级领导的思想路线问题。是上海某些领导和专家头脑的“躺平”和“共存”观念。党中央对此已经给予严厉的批评，要求确立“动态清零”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最近中央和上海媒体也一再重申“动态清零”的指导原则。我相信上海当今不再敢有人公开继续鼓吹“躺平”和“共存”思想。但喊是喊，做是做，真正落实还有一段距离。当今上海还没有完全拧成一股绳，各种阻力仍然比较大。中国革命进程中也曾遇到指导思想极混乱的时期，也正是“三湾改编”、“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端正了思想、政治、军事路线，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笔者认为，为了真正打赢上海抗疫斗争，上海人民也急需一次“三湾改编”。也许有人说，当前抗疫任务如此繁重紧迫，哪有时间开会讨论。错！错！错！磨刀不误砍柴工。召开抗疫斗争的“三湾改编”就是一次磨刀会议。只有通过思想和组织整顿，统一思想，齐心协力，最大限度把党内党外，把整个社会的积极力量发动、调动和组织起来，才能最终战胜病毒！这也是对上海党政领导素质和领导水平的最好的检验。
第二，认清抗疫斗争的实质及伟大意义。
能否战胜这次疫情，关键是能否认清这次抗疫斗争的实质极其伟大意义。笔者认为，不仅上海党政领导包括其它地区及相当多的人们都只是从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斗争和捍卫人类生命的角度认识抗疫斗争的实质。这种认识没有错误，但较为肤浅。实践已经证明，人类同新冠病毒的斗争绝不单纯是与自然灾害的斗争。因为新冠病毒不是纯自然的产物，实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发动的生物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是要毁灭世界社会主义、毁灭社会主义中国、毁灭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病毒是美国最先研发，先在美国、欧洲部分国家出现，又通过军运会在中国武汉投毒，继而在全世界蔓延开来。最近在乌克兰发现的美国生物实验室再次证明美国才是病毒泛滥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通过国际邮件等多种途径、方式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继续扩散病毒及其变种。因此，应该通过“三湾改编”，使上海和全国人民从国际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当代中国的抗疫斗争本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斗争，是捍卫伟大社会主义事业和道路的斗争。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认清中国当代抗疫斗争的实质及其伟大意义。由此才能动员人民参与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
第三，应该对上海的疫情和发展状况如实向上海和全国人民讲清楚。
上海疫情发展严重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各级党政领导对疫情发展状况过于盲目乐观，心中没底。造成从市区到基层领导在疫情泛滥时手忙脚乱，虽然社区基层领导和医护人员、志愿者等奋战在第一线，但效果不佳。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抗疫斗争也需要实事求是。外地抗疫斗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媒体把疫情的发展状况、特点具体详细地向基层干部和群众讲清楚，提高群众的警惕性、防范和参与意识。如全国人民熟知的天津2020年宝坻区百货大楼病毒扩散事件。笔者关注上海的疫情发展，就只是知道感染人数增加的具体数目。但病毒扩充的具体、特点、原因始终不清楚。如上海母女俩4月5日带病毒杭州一日游，究竟什么原因？是否有意投毒？有关部门究竟有否责任？至今不清楚。上海的疫情发布会上，领导者只是念秘书写好的稿子，而不是脱稿讲上海的实情。笔者估计上海有关领导也未必都完全清楚和有数。希望上海党政领导通过“三湾改编”，最大限度把全市疫情发展状况特点、正反典型事例向全市各级领导和人民交代清楚，以便各级领导根据本部门本社区的具体状况指导更加具体的抗疫措施和方法，以及人民群众如何配合等等。
真正把“人民至上”观念落实到市区每一个领导身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近些年反复强调要树立“人民至上”理念，平时工作中如此，抗疫斗争中更应该如此。由于疫情泛滥的突然性和特殊性，斗争初期可能会出现许许多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根本原因是上海某些领导者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人民至上”的观念。“动态清零”实践已经证明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唯一能够战胜病毒的途径和方法。西安、天津、深圳及全国各地的抗疫经验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那么为什么上海不接受正确的指导思想，却自觉不自觉把“共存”方法照搬过来，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共存”实质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病毒的方法，本身是维护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根本利益。可为什么上海某些领导接受了这种错误的方法，本身就是他们偏离了“人民至上”的理念，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上海少数富有者的立场上。由此导致不仅普通的上海大多数市民的生活、看病等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为上海经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地打工者、农民工、物流人员的遭遇极其悲残。希望能够借助“三湾改编”根本改变上海各级领导尤其是市区主要领导的人生价值观念，在抗疫斗争实践中实现“自我革命”。
第五，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批评。
这次上海疫情暴露了上海的管理制度、政权组织机构以及干部的工作作风、治理能力等诸方面的问题。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有意见非常正常，尤其上海的抗疫斗争，上海人民非常不满意。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三湾改编”中上海各级领导尤其是一、二把手应该主动在全市干部群众中勇于承认在指导思想及抗疫路线、措施上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原因究竟是什么？应该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认识之。如遵义会议中毛泽东对三人团的错误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理有据的深刻解剖。实际上某些领导的错误代表了上海相当一部分人的错误观念。如果领导者真正正视承认和分析自身的失误，不仅能够最大限度转变基层干部的观念，也能够最大限度赢得人民群众的谅解，提高自己的领导威信，调动和组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还要继续最大限度接受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批评建议。
第六，在抗疫斗争实践中培养和提高领导者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能力。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是否能够组织起来取决于领导者的领导能力。这种领导能力首先是最大限度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创造性，其次就是把每一个人的积极性结合为1加1大于2，甚至大于3、大于4的力量。平时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如此、战争如此，抗疫斗争也是如此。尤其是领导抗疫斗争更有其特殊性。这就需要各级领导真正深入实际，克服形式主义，紧密依靠和发动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正确认识和处理抗疫斗争中的各种矛盾现象，不能采取简单化、极端化、一刀切的形而上学方法，协调各种社会力量的协作配合能力，把人们战胜病毒的力量凝聚为一个最大值。同时领导者一定要努力奖惩分明，扬善抑恶。希望上海市各级领导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抗疫斗争的实践中增强自身的领导能力。
第七，最大限度向人民群众和各地抗疫斗争的经验学习。
中国的抗疫斗争经历了两年多，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要努力向人民群众学习，向其他地区学习。但全国人民普遍认为，上海导致疫情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海部分领导及个别人骄傲自大，排外情绪严重，自以为全国GDP第一，就认为自己的抗疫斗争也一定是全国前列，不主动汲取外地抗疫的先进经验和失误教训。网上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通过“三湾改编”，上海各级领导应该放下高傲的架子，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外地人和其它兄弟省市，尤其要处理好与外省市支援力量的关系。这类负面消息太多了，上海各级领导难道不应该深思吗？
不能把市场经济的规律应用到抗疫斗争实践中。
关于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搞不搞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争论的。抛开平时的经济建设，在抗疫斗争实践中绝对不应该搞市场经济。“动态清零”与“共存”的指导思想的最重要区别是从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还是从少数人的利益出发？“市场经济”深层次的思想根源是亚当·斯密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在疫情爆发期间，物资相对短缺恰恰给掌握资源的少数人提供了发横财的机会。媒体、网络上一二再再二三揭露的上海食品、蔬菜、日常生活用品飞涨，以及部分商家垄断物价、阻挠货源流通都是典型市场化的表现。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大灾大难面前，应该把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要地位，甚至可以搞一定程度的战时共产主义。上海解放初期人民政府依靠政权的力量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就是对市场经济行为的沉重打击。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次抗疫斗争中也有相当多的商家、个体户不计自身利益的受损，许多基层官员、人民群众、个体化、志愿者不计报酬、无私奉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倡导的精神和行为。
上海是有光荣传统的城市，笔者坚信，上海人民一定能够在党中央和上海各级党政领导下，取得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
以上建议未必全面正确，望上海有关领导、上海人民及全国网友批评指正！
天津一退休教师 郝贵生
2022年4月21日
作者：郝贵生 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转自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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