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很小的时候，一直相信自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作为成长在革命老区，自小就耳濡目染太祖是怎样草创共和国的小孩，对于共和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经历过粮票时代，经历过苏联解体之后我们风雨飘摇的那个年代，在那个现实和新闻有些距离的年代里，曾经忧心忡忡，担心东方的赤旗一夜易帜。
后来进入到少年的叛逆时期，反社会人格开始萌芽，沉迷于迪斯尼、好莱坞、NBA以及一切西式的文化里，三观被不知不觉的改换，感觉当权者都是恶，政府是恶的集合。私有制不可磨灭，天经地义。共产主义只是个不切实际的泡影。
一瓶快乐肥宅水入腹的时候，感觉月亮还是西方的圆啊。
就算是看书，也觉得《西方哲学史》要比东方的大多数书来得严谨。
我觉得我只要追求自我的自由就可以了，别人不理解我，完全是别人的问题。
直到有一天，我翻开了复旦大学哲学系教研室编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原文记不清了，大意如下：
我们的民族是个政治早熟的民族，哲学上也讲究实用性，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每当黄河泛滥，治理黄河这个任务就不是一个村庄，一个部族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在国度尚未分明的时候，就发明了远古的联合国——部落联盟会议，公推了一个首领来整合所有资源来治理洪水，关于这段故事，我们现在称之为《大禹治水》。
我感觉我的灵魂受到了冲击。
当我清醒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
作为一个已经读过《圣经》、《古兰经》、《塔木德》的人来说，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读完过任何一本佛经或者道藏。
我以往沉迷在赞叹诺亚方舟的神迹里，沉迷在亚瑟王和北欧神话的故事里，关于东方的那些故事，我对那些久远的传说的印象竟然淡了。
然而这一刻，幼时听过的故事一幕幕的在我脑海里闪过：盘古开天、后羿射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
这些故事和我在西方历史及传说中看到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的祖先从来都是靠自己奋斗，而不是跪下来祈求命运。
即便是自己这代人不行，那么下一代，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这种文化的共鸣是深植于我们血脉的。这种看清楚生命的真相还能够持之以恒前行的壮举，是人类最大的勇气。
02
然后我开始思考太极图的意义，开始思考黑与白的辩证统一，开始摈弃之前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二元论观点。
如果说之前我的世界是黑白的，之后就是彩色的。
然后我开始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放到东方的语境和西方的语境里，双方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同——譬如在武汉疫情开始之初，西方媒体吹捧的所谓的”公民记者“陈秋实事件，和中方所处的立场，实际上完全处在不同的层面。
西方人以“言论自由”为幌子，认为不应当管制陈秋实的形为；但是在东方的情景下，陈秋实先生的形为全身都贴着不合时宜。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一处快要决堤的堤坝上，大多数人都忙着搬沙袋救险，而有某个“公民记者”拿着摄像机上下拍摄 ，质疑跳入水中以身躯阻挡洪水的PLA战士会不会得关节炎的人权问题——这固然在逻辑上有一定道理，但在东方价值观里，就属于典型主次不分。
再打个粗俗的比喻，在一群人宴会的场合下，某人当中边吃边吐边拉显然是不礼貌的。他固然有公然放屁拉屎的人权，但会在别人的宴会上喜欢这么干的，只有苍蝇。
同样的习惯和风俗在东西方评价往往完全不同，譬如我们认为，类似京剧这样的艺术，必须唱念做打每个环节都完美，甚至连走台步是多少步都值得探究；但西方的美声唱法只讲究声音的优美，完全不会要求歌唱家当时面部表情是怎样的。前者实质上提高了传承的难度，有曲高和寡的意味；后者想对来说平易近人一些，但未免在艺术追求上不够完美。
在东方，说话时手舞足蹈是没有礼貌的；而在西方，说话时伴以肢体语言才是常态。
是谁定义了优雅？
是谁定义了时尚？
是谁定义了饮食文化的文明与落后？
我不能接受梵高的画背离了正常审美的价值，我不能接受一个倒扣的小便器《泉》作为历史和艺术教材中的内容，而老师又不能将其讲个透彻，所以我开始比较东西方的哲学，我开始怀疑近代哲学家宣扬的存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不像他们宣扬的那样美好。
我觉得审美的病态，是整个社会病态的开始。
03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不是一定要对立的。
而我们从前，往往沉迷于两者选其一的状态。
可是现在我觉得，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就是全都要。
不偏不倚，是为中庸。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我们的传统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而是阴阳平衡的。无论是道家太平时闭关、乱世下山的价值观；无论是儒家关于隐士的论述；无论佛家对于内心修炼和宇宙观的统一，从来都不是程序机械化的。
但是公知告诉我们的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是。
自私一时爽，一直自私一直爽。如果说把集体主义放到最大会有问题的话，把个人主义放大到最大何尝没有问题？
04
我们传说里的第一个天下共主，西方考古至今不承认的夏王朝开拓者——大禹并不是依靠刀剑来取得天下的。
或许这就是为何西方人忌惮这段历史的原因。
一个人解决了公害，甚至因公废私（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人，最终得到了天下人的承认，成为天下之主。这是我们所认可的真正的民主。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传统价值里，天下共主之所以要成为天下共主，就是他必须得照顾好天下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他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到后来，我们称之为“顺天应人”。
而西方的民主呢？
是谁定义了民主？
当民主成为一种程序，而忘却初心的时候，它原本想为大多数人发生的制度设计，还能生效吗？
在疫情这种汹涌的当代洪水降临的时候，是那种制度真正的把人民最大的利益放在首位？
05
这场疫情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一个月前的预计。
西方霸凌式话语权的崩塌，或许由此而起。
在这个事件里， 我看到了远古的传说和现实的连结，这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
我看到了一个成熟稳重、忍辱负重的政府，运用根植于我们文化传承里的智慧，游刃有余的处理国际问题。
只要沉下心去看，仔细去思考，就会发现我们的政府在疫情之后对内对外所做的每一个决策，其实完全符合东方文化的传统价值和审美。
我已经不再像幼时那样担忧了——看过了东西方的历史和哲学之后，发现实事求是和辩证法这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其实是深植于东方文化传统里的。我们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允许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个激昂的时代碰撞，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传承上的必然。
疫情尚未结束，舆论战才刚刚开始，东方文化的复兴，已经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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