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考察报告之五——文明的终极秘密及中西文明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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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考察报告之五——文明的终极秘密及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

作者：愚夫老戎

    文明的终极秘密，过去的伟人、圣人在直觉上是领悟到了的，但一直都没有真正凸显到理性意识层面，故而，他们都是依靠直觉，在参考这个领悟而指导一切思考和行动，是他们的隐形“心法”。一旦他们不再能影响局面，后来者们由于不懂得他们的原则和做法的深意，便不再能准确地按照最合理的办法来安排秩序，现实便一天天暗淡下去，正如老子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直至滑到腐败、堕落的深渊。这便是周期律背后隐藏着的理论困境。


    这个困境意味着，即便把民主交到人们手中，人们相互监督，也依然存在犯下颠覆性错误的极大可能。因为，无知是不可能一直带领人们走正确的道路的。但今天，如果把这个秘密告诉给所有人，那么，人人都将是尧舜，人人都将能当总理、部长、领导，而且都能保证基本的水准（当然基本的学习和训练还是必不可少的），能基本避免绝大部分的颠覆性错误。这意味着文明发生了质的飞跃。而这样的好事，已经在我们的视野中了，而不再是位于地平线之外了。


    这种近乎天方夜谭的奇迹可能发生吗？看过我们下面的探讨，大家应该就会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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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先来看一件事。美国政府最近忽然关心起外星人的问题了，引得不少人揣测这是美方搞的新的政治博弈、策略，乃至阴谋。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实在是有点low了，外星人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能给美国人帮什么忙？不怕“远水解不了近渴”？


    但真相绝非如此。这是美国人在给西方文明续命用的垂死挣扎的一招。其真实的含义，我们搞懂了本文后续的内容，就容易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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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这话有点意思。关键是，它表明了西方人对文明理解能力的极限。换言之，它也表明了西方文明的水平距离中华文明相差太远，只见到个朦胧的背影。这种差距，同“夏虫不可语冰”相比，要略小些，属于毛虫不理解蝴蝶的那种情形。


    所以，如果以华夏为文明的标准，那么，真的就只能称西方为蛮夷了。看看古来多少蛮夷最后要么归化、融入了中华文明，要么只能远遁他方，或蜷缩于一隅。这其中突显出的是中华文明的独特血脉，或者说是文明的主脉、正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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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文明的正脉，就是我们要说的文明的终极秘密，简单说，就是四个字：生态文明。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那个“生态文明”哦，或者为了区分，叫做生态化文明，就是把一切存在都视为生态化的存在，并依照生态原则，进行整体治理。这就叫生态文明。以下内容中，“生态文明”均用此意。


    从基本思路来说，生态文明的出发点应是基于以下思考：利益是一切众生的必需。但也因此，很难避免、协调利益争夺。怎么办？


    由这个问题开始，文明出现分歧：寻常文明（或初级文明）就一个字：争。争的到，是本事，是天意，是运气，该着喝酒吃肉；争不到，也是天意，是运气，是没本事，就去喝西北风，就该死，就该卖身投靠，就该当牛做马、做奴隶。但奴隶也不一定甘心啊，也可能想找机会争。争来争去，没完没了，合着就是所有人全输。


    聪明人不该这么低水平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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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西方人恰恰就一直这么低水平地活着：别看他们科技发达，生活优渥，但骨子里还是“文明的毛虫”，摆脱不了根本性的傲慢、偏见、狭隘、暴力依赖、种族歧视、霸权思维和见不得别人好。关于利益，他们只有一种狭隘思路，就是“争”：假装文明，他们也尝试过，那得是他们能主导、能争到大头的时候。一旦用文明的办法拿不到令他们满意的利益额度，那他们就会立马撕下文明的伪装，一刻也不肯等待，直接开抢；抢不着，就毁灭一切，就枪击“每一天”——我没有，那就谁也别想有；我活不了，那就谁也别想活。


    正因为他们的文明这种貌似唯我独尊的品性，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独走文明”。“独走”的气质体现在其文化的各个方面：科学——真相只有一个；比赛——冠军只有一个；排名——第一只有一个；权力——霸主（垄断）只有一个；文明——“灯塔”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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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近几百年来，西方一直靠抢夺，占据着上风，把文明的水平整体拉低，以至世界成为“丛林”：“自由”地自私，成为“文明”的基本信条，利润成为活着的终极依靠，良心成为演技的输出，善良成为口头的吹嘘，总之，太多人已经分不清文明与蛮夷的不同，反把野蛮当做文明的模范。世界的混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场瘟疫+一场战争，却意外让无数人，重新认出了野蛮和蛮夷是谁，的确是意外的收获。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不理解文明的正脉，就永远活在毛虫的状态，屈辱而不知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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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利益之争，不甘低级地活着的人会这样思考：一群人也好，万事万物也好，总是有强有弱、有先有后，光靠争，消除不了差别。可只要有差别，就难免要引发争夺。而争夺，只能带来更大的差别（不公平）。如何在有差别的情况下，平息争夺？


    西方人对此想到的是“契约”。可我们都看到了霸主是如何对待契约的。契约的毛病正在于此：它依赖个体的主观意志。这根本靠不住，不是长久之计。关键是，这种思路根本就没有跳出“独走文明”的固有惯性——我只信“我以为”！


    我们智慧的先人是不会止步于如此浅薄的考量的。我们都知道这句古人名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慧者一定要完整、透彻地考量一切，才会得出经得起考验的结论，才满意于自己的思考。


    那么，文明的思考是怎么应对上面的难题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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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差别必然存在，那么，这样的存在究竟是怎样的？比如，一群人中，有富裕的，也有贫穷的，这种情况必然存在，无非是这一个和那一个的不同。但贫富的存在是相同的。就好像一个人总要站在某个位置，区别只是站在这里或那里，有人站了这里，你就不能再站这个位置，而必须站另一个位置。而且，一旦你站了这个位置，就不能同时站在另一个位置上。即位置的区分是必然的，而站在位置上的人是可以替换的。

    然而，站在“好位置”上的人是不肯让出位置的（除非给他更好的），站在“差位置”上的人，则总想换个好一些的位置，哪怕是抢夺，挤占掉别人的位置。这叫“人心惟危”。

    但是，差别不是出自人为，人为也消除不了差别。所以，人应该先了解差别的源头，看看差别的本来样子和存在状况。显然，古人会向自然学习，并取法自然。

    自然界中，山上的石头不会向上去，只会向下；水都往低处流，而不会向上；鸟不会一直飞，总会落下来，休息休息；暴雨、大风再猛烈，也会平息；太阳再光明，到了点，也要下山，让位给黑夜；黑夜再漫长，时辰到了，也要重见天日；花开了要谢，草叶黄了，还会再绿；人总要死，也总有新的婴儿出生……，无数个日日夜夜，自然总是如此周而复始地运转、安排，稳定有序，不急不躁，不为任何人和事而改变。关键是它一直长长久久地按部就班，这才是可以期待和学习、模仿的模板。单靠人的意志、想法是达不到这样的稳固和持久的。

    先人想到的是，自然的运行是有自身的规律的，并把它称为“道”。“道”涵盖了如下的深刻规范：每个事物有它的位置，不可剥夺；有它的规律，不可干预；有它的各种关联关系，不可消弭。这叫“常”；关键是，自然界会自然地调整事物的平衡，多的，减损之；少的，增添之，如水一般，平等无差。这叫“不争”。时候到了，就转换事物的状态，不会永远不变，这叫“易”（孙悟空说“风水轮流转”），也叫事物的“气数”。老子总结为：“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还总结了一句：“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并把它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用以维持社会安定。当然，他也指出人的主观意志是会对抗这种干预的，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但他没能指出“天之道”与“人之道”是怎样的关系，只是期望人能效仿“天之道”，不要贪婪、偏执、一意孤行。但即便他没有指出二者的关系，他心里依旧是清楚的，只是没有上升到意识层面，没有点破这个关系，没有点破为什么天之道高于人之道。而今天，我们就是要揭示出其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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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意味着一整套秩序，也映射着一整个世界。万事万物在其中，各安其位（中国人习惯称为天意、天命）。我们把事物在世界中的位置称为“生态位”，即带着生态功能的位置，这个位置不是专为哪个事物、哪个人而设的，而是为整个世界、生态而设的（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四民：士农工商）；其功能也不是为这个位置上的事物或人而运行的，而是为整个世界、生态而运行的。这样，即便有差别，也是世界的丰富的存在的需要，是每个事物的共同、相通的需要，即生态的需要。于是，差别也就不是差别，而是丰富，是多样，是不寂寞，是不单调，而且，能让一切保持秩序，并且生生不息，涌动不息。


    于是，道、生态、生态位（或叫天意、天命）成为中国人认识、规划一切存在的基础，成为一切外在秩序的依归与内核。而生态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不断产生新的、更好的样态，以容纳更丰富的存在，更复杂的存在样式。但由于古人及过往的人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常常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从而，仍然不免陷入某种僵化的秩序，僵化的样态，在变易面前，陷于腐化、衰朽，自我颠覆。


    但即便这样，中华文明依旧保有极大的活力，能一次次在现实面前，重新调整、扩大其生态，恢复生机，在更大的规模和复杂水平上接续发展，成为一个连绵不绝、永续进步的文明。这种超越时空的存在，是世界上其他文明都尚未做到的，甚至是有些文明无法理解的，比如那些把文明理解为强大的暴力集团（即狭义的民族国家）的那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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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生态、生态位的意涵被天意、天命所遮挡，中国古人常常未能洞穿这种有机秩序的真相，陷在儒家的宗法秩序内、道德教化内，容易陷于教条、僵化、保守、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但这不能挡住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人们去突破“天条”，改天换命，替天行道。从而为旧的社会生态注入新的活力、变化的动力。比如移山的“愚公”，填海的“精卫”，揭竿而起的农民，主动变法的官员，胡服骑射的国君，移风易俗的贤士等等。

    但总的来说，中国通常的情况是生态高于个体的活力，相当于生产关系高于生产力的影响。因为，当集体主义的秩序足以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和一般生活，集体就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主动求变，就会限制创新的因素“干扰”既有秩序。在文化上，有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素隐行怪，……吾弗为之矣”，以及“祖宗之法不可变”，“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更有刚提过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等等，这也是集体主义保守的一面。


    不过，我们这里重点要指出的也恰是中国文化中生产关系高于生产力的特征，它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非适合一切情况的普遍规律。比如，在许多情况下，人心往往具有更大的决定性意义，不管是人定胜天，还是“人心齐，泰山移”，还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抑或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及战争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实例。如抗美援朝时，志愿军在武器装备上绝对弱势，相当于火力（战场上的“生产力”）不足。但这并未决定志愿军必败。相反，“钢少气多”的志愿军，却能以“得道多助”的优势，压倒火力绝对占优的美军及联军，创造了战争的奇迹。这一点，也是社会主义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茁壮生长的重要的内在原因，即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擅于发挥对生产力的主动调节作用，既能超越性发挥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放手发动群众，群策群力；也能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色不变质，即便引入更积极的市场机制、个体机制，也能克制住生产力的肆意膨胀，制止“赢家通吃”的私有制“病毒”的恶性发作。达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得益彰的平衡关系，而非生产力一方为主。事实上，中国二千年的农耕文明已经可以证明，生产关系也是能决定生产力的根本性因素。


    相对应，把生产力的作用和地位过分抬高，恰是“独走文明”特有的价值观的反映，而不一定是绝对的客观规律。这也正好凸显了中西文明的根本差异。重视道、生态关系的中华文明能长久生存，体现为文明的正脉、主脉；重视个体、力量的西方文明，刁钻古怪，灵活机变，体现为文明的支脉、保留较多的文明初级阶段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