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聊到社会公平的话题，这里就得提一个许久不言的经济概念：基尼指数。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通常最大为“1”，最小等于“0”。
基尼系数越接近0，表明该国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数字越大、越接近于1，则表明该国的贫富差距越巨、阶层分化越巨。
根据联合国标准，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警戒线”。以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
近年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5左右浮动，非常恐怖。
美国上层政客坐拥背后海量资本，亿万级别地砸钱竞选，还对外忽悠这是“美式民主”；下层的黑人兄弟则得提防着别在捡垃圾时被喝大酒的白人警察一枪毙命，还得承受“黑命贵运动”中抢了资本家几双破鞋就被资本控制的媒体侮辱为“零元购”。
军委直属新媒体账号“钧正平”，2020年10月16日时曾发文《超级大国如今沦为超“疾”大国，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文中描写道：
随着疫情的扩散变化，数以千万的低收入群体和部分少数族裔正在疾病、贫困和漠视中艰难度日。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所谓的精英和富豪阶层却尤为得意。全美最富裕的50个人身家接近2万亿美元，较2020年初增加了3390亿美元。一场疫情，再次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与血腥暴露无遗。
政客们总是吹嘘，他们有完善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优秀的医护人员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可悲的是，这样的医疗体系却是为精英而设计，高昂的费用往往令普通人望而生畏。在美国，穷人往往要面临缺乏工作机会、负担不起房租等悲惨境遇，贫困因素导致他们在医疗待遇上根本无法与富人相争。正如《纽约时报》评论指出：‘在数百万人苦苦挣扎的时候，美国的医疗系统变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发动机，从穷人和工薪阶层身上榨取价值，为已经盆满钵满的富人贡献更多财富。’
前车之鉴。
批判美国、揭露美国背后的财阀统治实质，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隔岸观火地戏谑之图，而应是警醒自我、审视自我，切莫走上大洋彼岸我们所挞伐的那条道路。
因而，说回基尼系数，那么中国呢？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十八大以来，由于扶贫等历史级别的政策输出，我国基尼系数已经呈一路走低的态势。
但是，0.4上下这个数字本身依然可怖。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索罗金是「社会流动」领域研究公认的创始人，他认为社会流动研究是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分析，是社会分层过程分析的重要领域。
社会流动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
如果将个人社会位置的起点定义为个人的初始位置，将终点定义为个人的当前位置，比较先赋因素的影响和自致因素的影响，这种研究称为代内流动研究；如果关注的是父代的社会地位与子女的社会地位间的关系，这种研究称为代际流动研究。
流动性越高，社会结构越开放；反之，社会结构越封闭，即阶级固化格局越稳定。
阶层固化必然是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它是指社会流动竞争中，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社会流动通道阻塞、社会跨阶层流动趋缓甚至停滞的一种趋势。
正常的社会阶层结构，理应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通道相互开放，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成熟而稳定的秩序。
但阶层固化则明显偏离了这一轨道，社会发展进程日渐被相对“优垫”群体或强垫阶层所控盘，并出现代际传承之垫，而强热阶层则逐渐陷入边缘化、底层化，贫困和劣势地位也因之世袭。
去年年初，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年全球社会性流动报告》，其中给出了“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表”。
根据表单的一系列参考指标，可理解为社会阶层跃升和降级的动态程度。
排名越靠后的国家，通常可理解为底层实现阶层升级、突破现有阶级状态的难度越大，同时高阶层群体们降落到下游的难度也越大。
排行榜显示，北欧四国流动性最高，包揽了四强，美国排名第27，在发达国家中居于最后。
而中国则仅仅排名第45，很不幸地同两个被休克疗法和国资私有化忽悠瘸了的国家为伍——乌克兰、智利。
这个报告最值得注目的就是给出了一个关键的说明：社会流动性与社会经济的总体增长无关。
即：哪怕全社会的经济总量是快速增长的，但如果上层阶级的财富累积速度明显高于社会平均财富累积速度，那么社会流动性会下降，整个社会的阶级生态会趋于沉寂、固化。
说白了，就是纵使经济总量呈现高速的规模性扩张，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也掩藏不住。
根据这个排行的一系列计分因素，中国能够排到第45都得感谢一项指标：国民健康，中国达到了80.5分（百分制），居于绝对的世界前列。
这不得不感叹，当今中国的医疗行业，相比于金融、教育、部分能源和部分基建，恰恰是国家兜底程度比较高、私有化程度比较低的领域（尽管医疗私有化问题的严峻性同样不容小视）。
以抗击新冠肺炎为例，最危急的2020年，全年国家医保出手12.3亿保障患者免费治、全力救、一经出现阳性则全城零元测核酸——这都是公有制医疗体系为全民健康铸下的保护伞。
但是在其他领域，如教育，中国的教育公平性仅得63.3分，这体现了中国当今教育行业严重的不公。
报告言简意赅，中国中心城市和偏远地区的教育质量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知识」一旦成为一种父业子承的门阀式私有遗产，或是某一固定群体才能消费购买得起的“特权商品”，那么社会的流动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以上海华二初中、上海兰生复旦中学等为典型的贵族学校，日复一日地“劝退”上不起该校的所谓“低质量家庭”，恐怕正是中国教育仅得63.3分的缘由。
恩格斯曾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该报告关于教育还有一份数字：学校内的阶级划分。
也就是如果该国大学内所容纳的阶级越丰富，那么说明社会流动性越高。
很不幸，也很现实，中国在这一环仅得31.9分……
2018年，某国内知名教育机构公布了对当时全国近十年来的40位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调查。
结果显示：高考状元85%出自城市家庭。
根据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3400余名的本科新生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9.3%——也就是说农村以及贫困地区今年只有656人被清华录取。
这些农村生源中，还包括大部分“特殊照顾的学生”，比如国家专项、自强计划、专项领域特长生等。
据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布的相关信息，2019年内地普通本科新生共2872人，其中农村以及贫困地区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6.3%，这些生源中同样包括大量国家政策照顾的学生。
2016年，香港科技大学公布了对北京市高校的一轮“首都大学生追踪调查”，初步发现：教育的社会分层机制，可能早在高考前已经启动。
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者对于家庭背景在这一分层过程中的影响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其受访者为在北京读大学的 06、08 级共4771位本科生，他们的学校被划分为精英大学（北大、清华和人大）、211大学（除上述三所）和非211大学三类。
为期五年的调查（2009-2013）包含了详细的学生家庭情况与入学前后经历。
从数据本身就已能够看到家庭背景的重要影响，比如精英大学的学生中，30%自评来由中上或上等经济地位的家庭，而该比例在211大学和非211大学分别只有18.6%和14.6%。
但精英大学里来自农村或乡镇的学生比例仅为19.2%，而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大学里该比例则分别为31%和32.8%。
高中类型上的分野更明显，精英大学里近80%的学生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16%来自市县级重点中学；而在非211大学里，来自上述两种重点中学的比例分别只有39.4%和38.5%。
数据还进一步显示，来自省级或全国重点中学的学生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的几率高10.1倍、进入211大学的几率高5.7倍；县市级重点中学学生进入两类大学的几率则比非重点中学学生分别高2.4倍和2.1倍。
同时，加分优惠政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享受了优惠政策的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和211大学的几率比没有优惠的学生分别高7倍和1.5倍。
至于家庭背景对于高考分数和优惠政策的获得有没有影响，这个答案显然无需多议，来自收入中上及上等家庭的学生高考成绩明显高于收入中等及以下家庭的学生，前者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也比后者高47.2%。
另外，「家庭居住地」在县级市、地级市、省会城市和北京的学生，获得优惠政策的几率相比农村或小城镇的学生分别要高出35.8%、123.4%和151.6%。
即便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相对公平的高考制度下，正如布迪厄的经典分析所言：
家庭背景仍然发挥着「阶级再生产」的作用。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也曾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结果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0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也有显示：农村生源只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曾提出过一个“木桶原理”，认为：
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温饱的边缘，如果阶层流动受限使得这个群体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破灭，他们可能会萌生从根本上颠覆整个社会的想法，届时经济社会将不能够正常运行，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或倒退。
在“洋葱头”一般的社会阶层结构下，阶层固化潜滋暗长，使各阶层之间流动缓慢甚至停滞，呈现“出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的特征。
碎片化，是指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以无序状态促成原本凝聚为一体的族群主体产生思想和形体的割裂；断裂化，指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层理化，指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但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交流和身位置换。
在今天，底层青年无疑是中国贫困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其实质是不合理的社会分层导致的贫困阶层的身份固化和资源固化。
一些普通的产业工人、和新兴农民未能充分分享到改革的发展成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却承担了过多的改革成本，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这部分群体被舆论称之为"穷一代"。
往后，他们的子女因为家庭贫困，生存发展条件较差、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缺乏社会发展的机会，继续沿袭了父辈的弱势社会地位，舆论将其称为"穷二代"。
所谓“穷二代”群体，今天不仅位于农村地区，城市的“穷二代”同样贫苦——那些虽然具有城市户籍，但父母是城市低保、产业工人、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弱势群体的后代，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年轻人群体虽生活在都市，但由于其父辈并不能提供较为优势的社会资源，导致他们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根据 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城镇低保人口大约为2000万人，再加上那些生活质量较低，徘徊在底层边缘的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和服务人员、产业工人，这部分保守估计在3%左右，约2500余万人。
之于这些青年人群而言，都市环境中的每一场不可预知的资本风暴、市场动荡都有可能在他们本就处于城市边缘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他们驱离——商品房涨价、二手房租赁爆雷、公司裁员潮、疫情经济打击、烂尾楼交付延期，等等等等。
尤其，当这些都市危机出现的频率近年来逐步走高时，部分位居阶层上游的「既得利益家庭子女」频繁在公共舆论场上露富耀权，自然就会遭到空前的群众反噬。
这些「既得利益家庭子女」是财富代际传承的典型显现，间接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与发展利益的分配不均。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业板中诞生了大批中小家族企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到 2017 年为止，中国的“富二代”接班高峰期明显到来。
这表明，中国社会财富代际转移正在进行。
除此之外，移民，作为另一种间接的财富代际转移方式也在近些年被人们广泛关注，这一股在精英群体中兴起的移民潮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既得利益家庭子女」有更好的未来发展（当然了也有国内政治风向影响）。
财富与权力的垄断世袭，阻隔了社会资源、机会、权利的正常分享，导致社会中下层特别是社会底层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空间和渠道，使得社会利益格局严重失衡。
我以一个非常热门的电视剧——2017年的《人民的名义》为例。
这部剧我之所以非常不喜欢，不仅是因为整部剧的剧风“抬李达康、轻陈岩石、辱王文革”，更在于这部所谓反腐剧的内核在我看来完全就是“一群红色后代欺负一个小镇做题家”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中所有光伟正的“中生一代”人物——侯亮平、钟小艾、陆亦可、梁璐、赵瑞龙——无一不是家室雄硬的红色子女。
不论在剧中他们是正是邪，都可以轻松碾压祁同伟这个“可怜”的小镇做题家一头。
祁同伟最后为什么会在孤鹰岭精神崩溃、饮弹自尽？
他完全可以去所谓“拼”一把、去“拉几个垫背的”，但是最后关头侯亮平那一番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杀人诛心的训诫，让一生不认命的祁同伟彻底颓废，自杀是他最后的要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审判我！”
侯亮平最后时刻已然在以阶级凌驾的姿态压制祁同伟：
论出身，我比你红，你是小老百姓；
论职级，我是“北京来的”，你是汉东地方官；
论明牌，我是正义的化身，金光闪烁；
论暗箭，你家人已被我制服，你被我拿捏死死的。
祁同伟不服啊……凭什么，你我都是一个大学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你可以一路升级打怪，我却差点亡命缉毒生涯都得不到哪怕一点点命运的垂青、最后还是要下跪投靠梁群峰书记的女儿梁璐才能跻身象牙塔？
祁同伟的扮演者许亚军老师曾有透露，校园下跪求婚那场戏让围观的同学们往空中扔书是自己临时的创意，因为配上黑白滤镜，那些在空中纷飞的书本，像极了白纸——祭奠一个小镇做题家为了实现阶级跃升而碾碎的尊严。
我从来都不赞成洗白和美化祁同伟这样的犯罪分子和党内蛀虫，但我也从来坚持一个观点：与其观察坏芽，不如研究恶壤。
是什么样的生态，可以让一个英雄的缉毒队长沦为腐败分子？
是什么样的氛围，可以让一个人甚至一群人为了「权力」而人不为人？
公平与正义，正义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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