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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旨诗的后续解读
说得这么热闹，问题也变简单了：既然作者思考得这么深刻，他为什么不去搞哲学，反而要搞文学呢？
原因也是很实在的：吴承恩为了寻求济世的大道，实际也是为了找到思想自救的出口，前前后后在儒、道、释的“思想迷宫”里撞得天昏地暗，仍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却在传统哲学这个“八卦炉”里炼成了“火眼金睛”）。直到他自己经由自身的经历获得大彻大悟，才洞晓过往自己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洞见了人们人生中思想上、生活上可能会经历多少误区、陷阱、磨难（所谓“九九八十一难”），却可能依然难见“灵山”（唐僧“九世修行”都没有成功）。于是，他用大多数人都能看懂的故事形式，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思想蜕变历程（也具有一般的规律性），以求帮助更多人能更顺利地走出思想的迷宫（就如孙悟空保着唐僧去取经），赢得思想和精神的自由与解放。《西游记》结尾时，作者十分诚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目的：“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尽报此一身。”
哲学的总结，只有少数人会去看，可奇幻的故事却能让大多数人都能看到，进而有机会接触到思想的启发。所以，吴承恩没有去做哲学家，而是做了文学家。所以，他其实是披着文学家外衣的哲学家、思想家。
而本故事中的这首主旨诗所阐述的，就是作者人生修行哲学思想的基本框架。
前面咱们聊了诗的头两句。这两句，分开看都很好，合起来就会产生类似于下面这样十分难缠的问题：让一个人一边要遵行道义，一边又要合乎自己的本性，两者其实是容易产生矛盾的。到底该怎么来权衡与平衡二者的关系呢？
比如，如果要大义灭“私”，我灭吗？如果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教条禁区，张扬人性的新发展，我冒吗？当问题达到尖锐处，我要如何自处，才能合乎大道呢？
不用说，唐僧肯定选坚守道德，哪怕杀身成仁，以死殉道。猪八戒则是坚决自保要紧，道义放两边。显然，这两条道，作者认为都不理想：前者不适合大多数人，后者就是走歪路。那他，会怎么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呢？
诗的头两句已经说了，道义和本性，两手都要抓。这是主旨。关键是“怎么抓”。
作者说了：“金顺木驯成正果，心猿木母合丹元。”
这两句说的是一个意思：首先必须让意识与情感彼此统一，才能走上正轨，就是说，你得自觉自愿，心甘情愿，诚心诚意来寻求解决之道，“非诚勿扰”。然后，才能：“共登极乐世界，同来不二法门。”
法门就是通向自由和解放（“极乐世界”）的哲理之门。“不二”就是不再受困于“二”（即上面说的两难困境），也是没有别选的唯一之门。那如何才能进入“不二法门”呢？“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之元神。”
这是说，必须要修行。而且，这里有成熟的总体体系、路径可循，也有确定的终极目标（“元神”即一个人根本的灵魂，喻指修行的终极目标）要认同，目标就是成佛；成佛是对悟道的比喻，也就是说这终极目标不局限于佛教的思想体系，而是对应于哲学的普遍领域。与此相对的，则是世俗之流以“功名利禄、酒色财气”配自己的“元神”，那就成了后面说的“六门趣”。
总的方向、路径定了，标准也要给出，那就是：“兄和弟会成三契，妖与魔色应五行。”
“三契”就是意识、情感、无意识（无意识是沙僧）三者的统一，这就要求义与本性、与当下的情感态度都契合，这个标准真是不低。因为它意谓着一个人的内心做到了最大的和谐、一致、真诚，而且是超出了真诚的真（比如道家的“真人”、“返璞归真”等说法中的“真”），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怎样呢？那就是世间的千姿百态（即五行）、颠倒幻惑，也即妖与魔（色指众相）。有句话叫：“未佛皆魔”（没成佛的都是魔），可知魔有多少。
“三契”的确是很高的标准，但这正是一切人类事务的自然要求——人们总要求完善的行动而非有缺陷的行动。
把“三契”展开来说：义与本性的契合，从“义”的角度说，就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能主观臆断，不接地气，相当于中医所说的辨症施治，对症下药。比如，当初观音劝说沙僧和八戒参加取经时，就是如此进行；而从本性的角度说，义与本性的契合，则是要在发扬个性时，合乎道义、规矩，有礼有节，而非肆意妄为，只考虑一己私利。孙悟空受观音点拨，主动要求参加取经的表现，就符合这点，书中的形容是：“那大圣见性明心归佛教”。显然，经过500年的熬炼，孙大圣对道义的领悟力（不妨称为“义商”）大大超过了另两位“悟”字辈师弟。
义与情感相契合，就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或者意味着受教者打开了心结，能够心甘情愿。否则，可能会“口服心不服”（口服可能是出于利害的考量，不是本心本愿），“到地不到位”，容易三心二意，“出妖蛾子”（后来的“六耳猕猴”作为“二心”，实出于此，即诚心还不够的结果）。正面的例子，则有“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以及最广为流传的“家合万事兴”。
本性与情感的契合，则是指落实在具体操作环节时，要完善“客户体验”。若体验不妙，一样可能招致失败，至少也会增加不必要的误会和阻碍。就如两夫妻过日子，性格不和，也可能导致劳燕分飞。这大体就是不断提高“情商”的事情。
象在“无底洞”时，孙悟空一讲“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以及杨木、檀木的区别话头，八戒当即心悦诚服的情节，充分证明他们在取经的历程中各自的情商都得到了长足的提升，因此，一个愿教会教，一个愿听会听，彼此间的相处及配合融洽许多了。原先一个轻视、戏弄对方，一个怀疑、防备对方，给对方拆台、使绊子等等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如果反过来，“三契”中只做到部分契合，或毫无契合可言，那必然会麻烦不断，甚至寸步难行，可不就相当于遍地是妖魔了吗？“三契”实即成功的理想标准。而在成功之前，总会状况百出，形形色色。恰如托尔斯泰说的那样：“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
有了宗旨、目标、路径和标准，具体的做法也就明确了：“剪除六门趣，即赴大雷音。”依据上述宗旨、目标、路径和标准就能识别好歹了，那么祛除自身所有的迷惑、误区（即种种“六门趣”，六门指人身的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知觉通道，“趣”指沉迷的状态），就能一步步达到悟道的胜利境界。
这首诗高度浓缩、总结了“西游”修行的基本框架，并被置于“尸魔系列”的第一个故事之中，意在以此取代以往的各种修行理论（包括儒、释、道在内），成为真正有效的“不二”“总径”，帮助人们走好自己人生的“取经路”。有了这样的正“经”，过去既有的那些功能类似的古老或传统的理论、意识形态都成了“左道”和误区，需要修行者统统放下、避开。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们，注定要和取经人分道扬镳。故事的结尾，作者说的十分含蓄、婉转——“君回宝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参佛祖。”
解读至此，我们恰好可以回应一下本系列解读的题目：取经为啥靠走的。
从哲学上讲，旧日的宗教、教条、意识形态等等形而上学是主观性的，人的私心私利也具有主观性，它们往往都不具备客观的态度、平等公正的态度，也拒绝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形而上学与私心私利也最容易结合在一起，产生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这种结合的例子。又比如，儒家的仁义道德始终容留了统治阶级的主观需求：要人民乖乖听话，不得“犯上作乱”。因此，“儒家的仁义”也就始终是一种不能实事求是、不能平等公正、不客观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它与人的私心（首先是统治者的私心，其后可以是任何个体的私心）天然地就具有“前定姻缘”。因此，只要条件适合，黄袍可以“秒变”黄袍怪，绝对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秒懂”：为什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因为，“老蒋”推行的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套形而上学货色，它们正是私心最好的保护伞、遮羞布以及“训练营”、“亲友团”和“朋友圈”。它们惟独经不住人民大众实事求是的“考较”，最终令国民党失去民心，失去天下。所以说，国民党的失败，根子上，除了阶级立场的失败以外，还有就是哲学和文化上的失败，是凡事不肯实事求是的失败。同样，中国共产党革命早期的诸多大挫折也都出于这个原因，都是以形而上学主观性压制客观性，从而选择了错误的方向、道路。
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同样时时刻刻面临着依据主观性还是依据客观性的关键选择。选择“依据主观性（标准）”，就会掉进私心和个人缺陷的陷阱中去，最终招致失败。反之，凡事实事求是，根据客观实际来行动、做事，就能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就有望一步步实现目标。
实事求是，就是一步步踏踏实实地前进，不退缩，不逃避，不得“是”，不停“求”。这正是取经精神的灵魂。反之，孙悟空飞来飞去的“筋斗云”则是主观性的道路，看上去又快又“爽”，可就是取不来真经，飞得越快，越容易撞山墙。
前面说的主旨诗中的“法归本性”以及“兄和弟会成三契”就内含着实事求是的要求。“法归本性”就不用说了——方法要沿着事物的本性来——一目了然。“三契”是很高且内在的标准，是否达到，不能预知，要经实际检验。而人在遇到实际困难考验时，各种问题立即暴露：取经路上，有多少祸乱不是因取经团队达不到“三契”造成的：有唐僧驱逐孙悟空，有孙悟空不听从唐僧，有行者戏弄八戒，有悟能妒忌悟空，还有沙僧心怀不满，冷眼旁观，等等等等。如此“不契”，自然妖魔丛生。更有甚者，在“隐雾山折岳连环洞”，有个豹子精施展“分瓣梅花计”，令三兄弟完全分散，各忙各的，互不通气，把好好一个唐僧，白白留给了妖魔。比如，咱们开车时，酒上头、闲聊天、看手机、捡东西，各种分心，结果——你懂的。
总之，人生奋斗过程中所有的不契都有深刻的内在、外在的社会、文化和个性的原因（这些原因中，内在的部分就叫做“尸魔”，而外在的部分可以称为社会群体的、或文化的“尸魔”），是滋生各种主观性、片面性的丰厚土壤，是通向真理路上的妖魔、阻碍。取经人的任务就是以“三契”为标准，搜检出各种“不契”的内、外因（种种“尸魔”），用智慧的、创新的方法去超越层层主观性，达成不断深化、牢固的内与外、内与内的契合，直至最终悟道，得见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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