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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未来与中华文明
（1）男性的权力如何压倒了女性的权力及其长远后果
人的本性是要过得幸福；人在朴素的情感上是要做个好人，赢得所有人的认可、喜爱、赞赏。于是，在人的意识上，就要协调好这两个目标：又幸福又好。这是天然的、自然的“三契”。这在原始的和谐型文明中是容易实现的。因为在狭小地域（比如村落）中，人们彼此相互了解，十分熟稔，且利益上休戚与共。因此，相对容易做到共同幸福、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情感上的共通、舆论的统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监督作用。然而，当合作进入到跨地域条件时，上述天然的有利条件便消失了。不同地域的人，认知、情感、习惯都有众多差异，“三契”的条件不复存在。人们往往会舍弃情感上的契合，而专注于意识与本性上的契合；即利害的权衡。这正是男性优于女性的领域：男性敢于抛开内心对于陌生人的不安全感，勇于冒险追求利益和机会，从而赢得在跨地域合作上的机会与成果，获得在跨地域合作上的话语权，进而，逐步取得更多的权力，并渐渐取得对女性的优势的主导地位，最终，取得完全的控制权，取代了女性在族群中的领导地位。进而，主动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炮制并传播神话（传说），神话自己和自己的主张，影响更广大范围的众多人口，由此结成更广范围的族群的联合（注：此处刻意不提男性在武力上的天然优势，主要在于，暴力换不来长久的合作，而文化的力量可以）。
“三契”的平衡打破后，天然情感（如孟子看重的“恻隐之心”）的力量受到压抑，并逐渐被弱化（弱化成“良心”和人性的底线。类似于“农夫和蛇”的诸多道德故事告诫人们：人应该有良心，但不可有无界限的仁善。这种无界限的状态，其实正是人们久已遗忘的“三契”的和谐状态，是人被祝福的样子、在天上乐园的样子，只是它不大适合竞争的社会而已）。在竞争型文明的大多数的进取和创造性活动中，良心，都会被排在靠后的位置，竞争意识则被大大强化，逐步上升为一种主要的行为动机。人类社会是以合作为主基调的，适度的竞争可以让人摆脱对合作的过度依赖，避免一味地“躺在”合作舒适的“怀抱”中，不思进取。但过度的竞争意识则会伤害合作，破坏社会的合作基石。人人自危，必然导致人人自保，合作便步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了。这一点，中国的道家看得极为透彻并大力抵制。如道家说的“天之道”，削峰填谷，弥合差异，创造和谐；“人之道”，贪求利益，沉迷竞争，两极分化。道家的主张是反竞争的——要人持后、守雌、无为、逍遥、坐忘、遗世独立、退隐田园。
但这些消极主张不足以抵抗竞争的上升势头。最终，人类的竞争脚步甚至走在了时间的前头，创造出了“现代”，这一“奇观”（某种意义上是“怪胎”）。原始和谐的“三契”被切削、压模、异化成了“真、善、美”的分立、隔阂，以致于哲学上竟出现了“从事实得不出‘应该’”的道德伦理的荒诞局面，即真≠善≠美。科学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各管一摊，自立山头，利益为大。一切都能分开，各自论价叫卖，足斤足两，良心买卖，实则无非是标榜而已，实际实行起来，多半走样。而人们只会怪罪理论空洞，却完全意识不到，良心已经被扔在地上，踩在脚下，被搓成了灰、渣，捡都捡不起来了。
实际上，原初不存在良不良心的。心就是心，是一个整体。“上德不德”。一旦打碎了这个整体，一切都成了算计，才有了所谓的“良心”。“下德不失德，故无德。”再是小心翼翼地手捧良心，也只是捧着道德的“灰”、“渣”而已。这便是道家的道德整体观对整体和谐破坏后的竞争社会的冷峻批判，也是对父系文明和竞争型文明的一种朴素的、自发的否定。它所凭借的则是对母系文明、和谐型文明的认同与怀念。老子希望人们“绝圣弃智”，返璞归真，回到上古结绳记事的文明状态，正是要人依靠真实的经验和记忆，而非靠欲望和想象鼓起的贪婪来指导生活，以此来阻止那些过多、过滥的、有害的进取心与创造力（敢为天下先者）在社会上的施展。
(2)周礼、道家和儒家
老子思想的源头一方面来自史料，另一方面则得自周人对古今文化的创造性综合改造。周人融和谐型文明与竞争型文明于一炉，由重神转向重人，由重命转向既重命更重德，力求再造一个新型的和谐型文明。这实质上是对母系文明精神的部分复活，弥补了竞争型文明忽视情感维度的文化短板，使上层对民众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影响有温度、能深入人心，而不只是以威势震慑人心。换言之，周人比商人更懂人，也更相信人。更关键的是，周人重新定义了“高贵者”——高贵者的天赋使命是向好向善，能完成这一使命的人才真的高贵。因此，周人创造了更自觉的和谐型文明，依靠一整套文化机制（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法律体系……），来维系其持续运转。这实际上是重新定义了“文明”。它的典型代表即周礼，但核心不在此，而在其整体性。后来，这一整体性制度体系渐渐废弛，周礼就失去了灵魂，徒有其表。道家批判儒家，重点便在于儒家只抓到了周礼的肢节，而没有抓住灵魂。这个充分体现整体性的灵魂，老子命名为“道”。其前身正是周人心中的天命：天命必须落实为德，而德又展开为一整套制度安排，来组织全部的社会生活。这便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在儒家，天命又重新沦为不可捉摸的神秘存在。这实则是道的失落。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德为实际的根据，从中提炼出“仁”来大力宣扬。“仁”胜在（比“道”）容易理解、接受，进而“吸粉”无数，再“流量变现”，影响力非凡，最终，成为主流。这证明了一个常识：实用胜过精准，好味道胜过刻骨入髓。但这样的实用主义就始终面临着一个致命的能力焦虑——对明君（圣人）的焦虑（含“清官焦虑”）。因为明君（圣人）是真正得道、懂道的天命之选，唯有他才能施行真正精准到位、入骨入髓的仁政。只可惜，这样的圣人“五百年才出一个”。人民就常常在痛苦的煎熬中被动地等待“天开眼”。
儒家的最大功绩在于让“真正的文明和高贵”（仁义）飞入寻常百姓家。孔子的“有教无类”，突破了王公贵族对精英教育的垄断，使“命贵”不再专属于极少数人。而道家做的更加彻底，直接将“天命”替换为“道”，彻底开放了“通天”的道路，只要水平够，没人能拦住你。中国人一直坚信凡人也能成神（如关公、二郎、妈祖等等），思想源头就在这里。孙悟空就是相信了道家的这一神话，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达到人的极致了，却不知，那些不过是旧时代对人性的有限理解下的“宏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宏大深邃的世界还等着他去探索呢！
有道，在道家就是基本的资质；在儒家就是神话传说，十分难得，以致孔子要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当然，从实践的角度说，道家是理想派；儒家是实干派，别管得不得道，先“照葫芦画瓢”干起来再说。“离了张屠夫，咱也不能吃带毛猪”，“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也别说，凭着儒道两家（后来添了佛家）的共同守护，中国的和谐型文明一路走来，虽有磕磕绊绊，磨难曲折，终究是不绝如缕，薪火相传，延绵悠长。
（3）竞争的“网罗”
从唯物的角度说，竞争型文明绝对是个贪欲无穷的“暴力大胃王”，是超级的资源消耗者，注定要以永不休止的扩张、索取、占有并耗尽资源来维持实力，赢得竞争，最终，与环境同归于尽。这是竞争的本性使然。因此，这样的文明是速朽的。曾经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都是如此。人类的文明要想拥有长远的未来，注定要抛弃竞争型文明，走上和谐型文明的道路。
竞争型文明的核心要义，也是它对人类长远命运最致命的伤害，便是将一切价值贬为工具和材料，去填竞争的黑洞（“世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变化是不变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竞争文明最“响亮”的口号）。而其策略便是让竞争无所不在，将所有人绑定在生死线上，只能专注于竞争以保命，无暇分神，疲于奔命（除非以垄断换来“长命”）。之后，再以没有深度的庸俗娱乐占有人们仅存的闲暇时光，而不去质疑和思考：除了日常的电视肥皂剧、电子游戏、电影、“剁手购物”、明星八卦，再有，便是打卡旅游、打卡消费、打卡健身……。今天，更有一大文化“癌症”：手机上瘾，成为一剂猛料，助力于把人工具化、“肥料化”、乃至“废料化”。这项文化“事业”目前更有“大数据”这一魔幻工具助阵，使之如虎添翼，攻城略地，无坚不摧，其巨爪之下，鲜有幸存者。正是普天下之人，莫非大数据之“俘虏和人质”。
这些是竞争型文明制造的适合于人们生活方式的“网罗”，而更隐蔽、更关键的，是思想、价值观的“网罗”。它完全自动化地“后台运行”，让人根本毫无觉察。即便偶尔觉察了，也难以反驳、反抗，多半还是“顺其自然”了事。比如，我们在选择职业也好，创业也好，会考虑方方面面的事情，唯独有一样，不用考虑而是直接默认，那就是“要成功”。多新鲜！谁做事不是奔着成功去的？难道不盼着成功，还盼着失败？那我请问一声，您是盼着谁成功？是您自己成功，还是别人成功？您又盼着谁失败？是您自己失败，还是别人失败？答案自然是明确的。所以，这就是竞争，就是人与人的战争。上一章，我们提到的囚徒困境，它是怎么来的？它就是这么来的，是竞争文明造成的。这就是“网罗”的力量。
因此，只要你看中了成功，就是看中了那件“黄袍”；只要你追求成功，你就是“黄袍怪”。你就必须遵循它背后全套冷酷的规则和逻辑，你就必须登上竞争的船。上了“贼船”，就得做“贼”做的事；入了妖怪的套子，你就是妖怪，没有别的可能。这就是“网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有人要问了，如果我不选“成功”，还能选什么？回答也是明确的，在竞争文明中，只能选“成功”。除非你换一种文明类型，换成和谐型文明。那么，和谐在什么地方？很有意思，它是现成的，就在每个（或大多数）家庭的内部。中国自古以来的“家国一体制”就是力求将和谐文明从家庭扩展至全社会的制度设计。在家里，我们通常希望人人成功，没人失败。即便谁失败了，其他成员也会上来帮助，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可惜，在竞争型文明中，家庭与家族的和谐也在慢慢褪色、残败。社会上离婚率的高企、生育率的下降就是明显的指征）。同样，如果社会是一个和谐的集体，那就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人为社会做贡献（人人都是坚定的唐僧），并追求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而不是个人狭隘的成功。这样的社会就是极乐国，就是美好的人间。问题是：你、我、他、她有没有资格成为其中的一员。这关键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否能象唐僧一样，或至少愿意象唐僧一样，走一条艰苦的取经之路，去征服九九八十一难，让自己脱胎换骨。首先，就是我们能否在思想上挣脱竞争型文明套在我们心灵上的严密“网罗”。而这，就是“平顶山斗法”对于今天的我们的现实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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