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价值

老农

七、和解

    中国有句话叫：不打不相识。把这句话拿来解释“和解”也并无不妥。就是说，当一个人透彻认识了这个世界后，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而不是象某位西方思想家说的：看透生活还依然热爱生活，就叫做英雄主义。这叫做“中二病”没好，好吧。过日子能过成英雄，你家开勋章店的吗？那写“难得糊涂”的郑板桥老先生，你该给他发几吨重的大勋章啊？还是要痛斥人家不懂英雄主义？


    把热爱生活叫做英雄主义，其实是过度执着于价值的表现，或许，在西方那种冷漠的世界，需要这种执着，才能免于绝望。但在中国，老子应该会说：“甚爱必大费”，平常心就好。中国老百姓把生活叫做过日子，那就是与生活的和解。因为，人们懂得，无论如何，该来的总要来，该走的总会走。所以，别较劲，该干嘛干嘛，洒脱点。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外云卷云舒。自自然然的状态就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而我们这里要说的和解，不仅是与生活的和解，与过去仇家的和解，与中二病的自己和解，更是与整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和解，与各种对价值的执着和解。这种和解不是放弃，不是凡事都躺平、无所谓，而是为所当为，无为而无不为，不为所不当为。能充分滤去各种背景“噪音”，不信神，不信邪，更好地专注核心事务，并享受点滴美好，最终，靠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也能与众人共享的锦绣江山、锦绣生活。


    打个比方说，你家附近有条野狗随时乱吠，搅得四邻不安，非常烦人。此刻，你手头正忙一件要务，狗吠又响起，让人有点分心。你会跑出去撵狗吗？不会的。那叫不懂得抓主要矛盾。反之，如果家有病人需要静养安睡，那就要尽量把狗赶走，保持环境安宁。因此，用个新词讲，和解能产生“战略定力”，做好该做的事。


    问问愚公，问问开凿红旗渠的乡亲们，问问当年新中国千千万万百折不挠的建设者们，问问当年朝鲜战场上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战士们，他们是如何面对困苦和牺牲，“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而他们往往只会笑笑说：没什么，谁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等等。今天的我们以为这叫做“质朴”，其实是把这看小了，漏掉了五千年文化的加持之功。这其实从根本上，是源自和解的力量。他们都是“天生”的“和解者”。


    但是，志愿军战士的对手们，可没有这份定力与坚持：百分之一的困苦就会让他们投降了。他们把这叫做人性。多么廉价的“人性”！不就是趋乐避苦吗？不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这都叫人性，那他们也只能把志愿军看成神（性）了，只能发出“真不可思议”的感叹了。


    没办法，双方的差距就是这么悬殊：神对人。这就是降维打击，这就是中国文化加持的神奇效果。而共产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则帮助这种效果在摆脱掉旧日文化糟粕、污泥浊水的沾染后，更加凝聚集中，所向披靡。


    那些基层战士可能并不懂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什么先进的主义，但他们人人自带中国文化这份精神核动力，只要调校正确，中国文化就威力无穷！因为，海纳百川的中国文化就是跟真理最亲（最善于滤去“噪音”，沙里淘金，去芜存菁），没有第二个。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就能百战百胜。所以，毛主席说：路线方针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为，干部正是负责具体领导的。


    而干部，光优秀不行，还得懂得中国文化。


    为什么那么多喝过洋墨水的优秀分子，要追随山村里走出来的毛泽东的脚步？不为别的，就因为毛泽东最懂得中国文化和国情，最能把先进的思想与中国文化最优秀的特质揉和一体，发挥出人的最大潜能，取得一次又一次辉煌胜利。


    所以，是杰出的领导、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文化，引领着优秀的人民。因此，也唯有毛泽东首先喊出了“人民万岁”。而在“蒋先生”眼里，人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在北洋军阀眼里，则楞是看不到人民，只看到一个个的人，如牲口一样任人摆布的人。正是由于中国文化有“和解”这份特质，才令中国人的表现有这么大的包容度和承受力:上不封顶，下不见底。既能替天行道，又能逆来顺受；既能大闹天宫，也能虔心取经；既有神仙圣人，也有魑魅魍魉。而小鬼正是磨练圣人的“磨刀石”。正像取经只有一路降妖除魔才能成功。


    而中国文化熬过了几千年、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自然练就了独门的核心“功夫”。而和解正是它最独特的品质。因为，能与万物恒常和解，中国人才能海纳百川，才能跨越历史的周期，结成大一统的国家、社会、群体。反之，不能与万物恒常和解，就必然会固守在各自的茧壳内，自弹自唱，凝聚不成一体。我们看到欧洲破碎的版图，就一目了然了。







    怎么才是与世界、万物和解呢？

    用列举法显然不现实。我们举个反例做对比，它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它能代表许多人内心的向往和认同，剖析它就很有价值。海子是个值得尊重的探索者，客观地认识他的得失，也是一种很好的尊重方式，更是对所有人的负责。


    无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真诚的，也是动人的。然而，它不是和解。海子试图与世界和解，甚至以为已经和解了。但他终究还是失败了。他放不下自己最后的坚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的坚持是真诚的，所以，他没法骗自己。他曾以为和解达成了，很欣喜，准备开启明天。然而，当他发现和解不了时，悲剧就注定了。而根源就在于误解了坚持与和解的区别。


    和解是在接受一切，愿意承受一切的前提下，坚持可以坚持的。而“面朝大海”却是说：我已经在海边了，可以坚持把背脊朝向内陆（即“我拒绝”）。然而，脚下的立足地是不是内陆的一部分？如果是，你凭什么坚持背对它？这种自相矛盾就是悲剧的根子。一声“陌生人”的招呼，暴露了他未能达成和解的真相。海子的真诚令他必须拒绝这种既背对又立足的矛盾。于是，只能走向大海。


    大海与内陆绝非不相容的两样东西。海底的大陆架是不是与内陆相连，无法割裂？我们再说的不那么抽象点，海水能喝吗？要喝水还不是得到内陆取啊？所以，如果说“住在海边，春暖花开”，那就没矛盾了。只不过，它好像也就不那么浪漫了。更关键的，“我”的坚持似乎也没了。世上太多人就是放不下这份自我的坚持（西方人爱自由，正是典型），若有妥协，纯是出于不得已。否则，就只有“二者皆可抛”了。


    事情的真相在于，（与世界、万物）和解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这正是它的神奇之处。看起来，与世界、万物和解是“我”单方面在按手印、“认怂”。这完全是误解。和解是与世界、万物全方位的、深刻的契合，合于道。从任何局部的角度解读，都会发生误解，只有站在全局，方能看清。


    中国的圣人悟道，得道，行道，中国的百姓知道，行道，关键时刻，替天行道，从而令中国文化成为地球上独特的存在。道不可言传，只能体悟。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体认了道，方遵道而行。所以，中国文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不是圣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不经过无数次正、误循环，得不到这样的结果（就如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它也是最宝贵的。知道的人都知道。


    道，最为人熟知的内容有，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等。当然，不知道、不相信的人也很多，西方最多。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不懂道的人，不管他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只要他遵守王道、法律，我们可以不管他。就如《让子弹飞》里说的：让子弹飞（一会儿），“他要是体面，就让他体面。他要是不体面，我们就帮他体面。”“帮”的方式，可以迂回着，由农村包围城市；也可以直接地，走对手的路，让对手无路可走（这个尤其体现了和解的力量——真诚地接受对方的逻辑、原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所以，过往中国人最要紧的是“上道”。不上道的结果，往往是被“教做人”。做人就是要学会体认道。道没法教。今天是法治社会，似乎不用费心费神去领会道，只要谨守法律的明文即可。这的确容易了许多。但，道是客观存在，道与整体同在。而“整体”无法被“部分”所证明（思维、逻辑、语言、科学、证据等等，都是“部分”）。因此，总有人不知道而行无道，不知和解。那么，整体、道总会有无数种方式、办法向他展示道的存在、道的力量。因为，整体不可能被部分所取消，却能取消部分或部分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很强大，但却拦不住人口的萎缩。这萎缩正是“整体”在对资本主义说“不”。


    所以，我们也不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无道者可以一点点体会，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道隐无名”，“善贷且成”，总会给些宽限容你渐渐走过来。但是别作孽——自作孽，不可活。


    多数人总有个“我”字在心头，所以，和解很难。正因此，中国文化才特别独特、特别宝贵。而和解也正是中华民族最厚重、最宝贵的文化底色、精神底色。和解是返璞归真的智慧，是悲天悯人的胸怀，是甘于平淡的自尊，是坚韧的清醒，是放下了一切，又随时能全然地奔赴任何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愿意自我奉献。自我奉献是彻底的和解，与天地、命运，与幸福、康健，与痛苦、死亡，与自己和解，为了最关切的对象，也为了向不知道者昭告和解，归根结底是生命与价值的和解。没有自我奉献的自觉意愿，就不可能真正和解。没有自我奉献的践行，就不能证明和解。而没有自我奉献，和解终归只是投机。




    中国人的和解体现在中国文化、制度、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中国的“中”字。如果不是对宇宙、天下看得明白，如何知道“中”在哪儿？如果不是对和解有清醒、坚定的认同，又怎么会满怀热情地以“中”（代表八方集凑，和合）自我命名？


    再说龙这种想象的图腾。它集合了多种强大、灵活物种的特征，能掌控一切（包括创造与毁灭），有无穷的变化，而不会困守一处（正是万物和解、融合的综合象征。象《乌鸡国》里的井龙王，实为吴承恩这位戏谑大师对龙这一“物种”有意开的玩笑，意在讥讽困守于既有价值之中的僵化者，这与该故事的主题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龙只能呆在水中，飞在天空（总是流动的状态），而决不会蹲在山里。而且，龙总是很富有的，拥有无限宝藏。因此，想象中的龙也必定要住在龙宫里——房子小了，装不下宝嘛。再者，身背文化源头基因密码的龙，还掌握着农耕社会财富的源头密码，即浇灌、滋润万物和庄稼的水。这里也暗示出，我们是把和解视为人与自然、宇宙间一种终极的状态，是人最高的成就。同时，也暗含着（和）也是天地秩序普遍的、基本原则——水就是沟通、联结、融合天与地，天与一切生灵的普遍因素。


    再如，中国人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正因为和解是我们文化的源头基因。爱好和平则是这基因的外显。我们不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乐于与四方近邻，和平共处；也乐与八方朋友，友好交往。但和解不是躺平，更非软弱。爱和平也不是怕事。过去我们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气概，今天则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信原则。中国有天下主人的心态，因为我们与世界、万物和解、融合。同时，也自然秉持一颗平等之心，愿与所有人共享天下。因为，大家都是天下人，都是天下的主人。


    其他能体现我们和解特质的，还有如阴阳相生的哲学；五行生克的平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清醒；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自强精神；知足常乐、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与智慧；诗歌的对仗、音韵、格律；绘画的留白；自强不息又厚德载物的君子人格；天圆地方所体现的多元包容又不失和谐秩序的宇宙格局；既有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终极追求；又有家和万事兴的现实安顿，才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达观，方成就了海纳百川、生生不息的文明。


    一个极能体现中国人和解特质的事物就是中国的诗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读几首古诗词来感受一下其中的中国气质：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yā），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无数的中国古诗词从各个角度和层次，展现了一种能与自然相融的内外在秩序。而中国古诗词不同于西方诗歌的最重要品质也在于此，即中国古诗词都有一个共通的内在品质。合乎这样的品质，才有资格称为诗，那就是“天人合一”。这独特的品质使古诗词有了不言自明的感染力、说服力和权威性。以至明清时候的说书人、小说家在故事的要紧处，总爱来上一句：有诗为证。

老农

八、自信

    和解的实质是臣服和归属于整体，并乐于服务和奉献于整体。这一切的原则就是“道”。整体便是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那不可见的“一个”。（佛教说的）“见如来”，也就是见这“一个”。




    打个比方说，毛主席见过人民吗？物理上说，肯定没见过——一位领袖，本事再大，也不可能见过所有国民。他只可能见过人民的一部分、人民代表、人民的某些分子，他自己也是人民的一分子；然而，在精神实质上，他百分之百见过人民。同理，我们在物理上可能没见过领袖本人，但在精神实质上，我们完全有可能见过他，就如同说他“见过”我们一般。


    又同理，圣人见的道，与百姓见的道，也能重叠，甚至相当程度上重合。这样，圣人与百姓便可以为同一个道做同一项“工程”，各自贡献一份力量，实现同一个目标，比如说，建设新中国。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道不同的人，目标不同的人，也可以“合作”，只要借助一件中介物，如钱、资本或商品。而由于他们不可能归属于中介物（因为，中介物永远在流动），所以，他们的“合作”总是机会性的，“合作”也就不能令他们长久地联结在一起，乃至融为一体。


    然而，道可以。道可以联结起所有人，使所有人联结为一个整体。这是世上有过的任何其他文化、宗教都做不到的奇迹（说到这，让人想起新中国成功改造全体日本战犯的事迹：那群罪行滔天，十恶不赦的罪人，最后，全部脱胎换骨，成为彻底的新人，仿如重新出生一样。堪称旷世的奇迹）。与此相对照，西方传教全球几百年，也依旧整合不起一个和平的世界，未来也肯定不行。




    由此，我们可以明了中国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的意义是什么。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去“传教”，完全没有这回事。道，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世界、这个整体的真实、有效的原则。我们只是先走在这条“道”上而已。人类未来或迟或早都会“上道”的。不是我们“传道”，而是“道传人”。我们只要坚持行道，就必然和大家、和越来越多的人走在一起。这是自然要发生的事，是未来的事实。只要我们一直让大家看到有人在走，我们在走，就好了。而这也正是我们要和平崛起的哲学根据和文化自信。




    立足于文化自信的高度，很多文化问题可尽收眼底，清晰如画。


    首先来说H国。有人喜称其为“宇宙大国”，进行各种极尽能事的嘲讽。我觉得大可不必：谁才会对一个精神不太健康的人丢石子、吐口水？通常只有小孩子才会吧。而H国在文化上处于什么状态呢？有一个词可以很贴切地来形容，就是“被投胎夺舍”了。换言之，已经丧魂落魄了。它的许多文化上的疯狂举动，实为溺水将毙者的条件反射，我们没必要与其同频共振，只要做出一定合理必要的反应即可，不要去刺激人家。如果这是一个人，那就是需要被救助、被同情的对象。嘲笑、羞辱只能是没人性、不人道的举动。而且会制造无端的新矛盾，惹出无妄之灾。（我甚至很怀疑某国在其中有没有动手脚，借以增添一根撬杠，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因为没有证据，就不多说了。）


    再来看各国文化。无论西方还是世界其他地区，现代文化早已将各地的本土文化冲击的七零八落，无力反击。世俗化也都曾成为各地的文化主流。近些年，回归传统又成了主流。然而，历史已时过境迁了，文化上的刻舟求剑是无效的。与时俱进，在继承中创新，才是必然的因应之道。制造“文化罐头”（僵化保守），既笨拙又徒劳。


    对西方，这同样适用。“上帝已死”，他们的宗教还有救吗？只要经济一不行，反思自然会临到他们头上，越不行，反思就越深刻。这是自然规律，很正常也很必要。西方如今的民粹化、极端化、反智主义、各种内部撕裂，乃至毒品合法化，都有文化不适应现实的原因在发酵。


    文化是社会的黏合剂（我更喜欢“整合”这个词，它显得更健康、有序和主动），是凝聚群体的关键要素。而经济的作用则比不上。就像超市里抢购优惠商品，抢购完了，大家就散了。只有文化能把众人长久凝聚起来，快乐无间。插句题外话——中国男足为什么不行？恐怕缺少文化之魂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最被忽视。


    单就文化说。只要时代在发展进步，关键是经济的发展进步，文化就会追随、更新，甚至能引领经济。比如，这次奥运会期间的“一墩难求”，就是文化引领经济的新鲜实例。这是微观的。在宏观上，“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也凸显了文化的引领力。而这种力量也必然是与时俱进的结果。相反，只是单纯固守旧日的传统，即便能引领一时，也很快会落后，被冷落。


    文化的与时俱进有两条路径：一是追随经济的发展，是被动跟随。有如时尚，随波逐流，既无主线，也无定向，不可持续，不能长久。


    另一条是回归文化本身的使命：凝聚人心，促进群体融合，促进人类文明交流融合。这才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是文化之魂。在这个意义上，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都是文化毒药（将每个人原子化、疏离化），是操纵人心、移魂夺舍的鬼蜮伎俩，是魔鬼法术。


    只要人们一天还在合作，文化的凝聚、融合作用就一天也不能缺席。中国人喜欢请客吃饭，西方人喜欢咖啡、酒吧，都是发挥文化融合作用的实例。假如人就是单纯工作、上班，单纯谈买卖、签协议，干巴巴的、别的啥也没有，这还有文明的样子（还有意思）吗？就这个意义讲，孔子强调“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是很懂文化，很懂人心的。


    吃喝只是文化的一小部分，更多雅致、精巧、新鲜、有趣的内容，还有待人们创造发明呢。创造文化，这本身就是在开发经济，引领经济。正在构建双循环的我们，自然不能只盯着经济领域，忽略文化领域。文化更能发挥事半功倍、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还在这四个字：与时俱进。


    比如通过促进跨国文化交流，促进跨国经济交流；又如，通过文化创新，促进环保、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利用（在这些投入大、见效慢的领域，单纯以经济驱动，多半是吃力的）。而许多经济行为、经济活动只要能很好地赋予文化功能，就能如虎添翼，无往不胜。比如，当年中国的茶叶出口，配合上人自创的茶文化，就成为英国人的时代“刚需”，高端时尚。而反观我们今天的一些文化“工作”，常常跟在西方观念后头，不是为他人张目，就是用各种逆向民族主义恶心自己人，实在是一种渎职犯罪。这不单单是文化不自信的问题，而是连文化本能、价值本能都丢尽了！做人的资格都没了！对得起祖宗吗！


    所以，文化自信既关系到做人的根基和基本尊严，也关系到国家、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唯有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中，我们才能维护这份自信，才能无愧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先人，也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必须担当的历史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使命。


（全篇完）

老农

附录一：西方人的傲慢

    看明白了价值与和解，看明白了主贴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对回答如下问题会很有帮助：西方人为什么那么傲慢？


    西方的傲慢是这样的：我们是天选之民，我们是人中贵族，我们是高等民族，我是上等人（他们不习惯以“我们”来思考，最爱以“我”来思考；再说，“我们”都“上等”，哪有“我”一个人“上等”爽啊!），我永远正确，我永远尊崇、荣耀，我永远正义、胜利、仁慈，永远勇猛，永远智慧，我永远是最迷人、最受欢迎的人……所以，我要永远活着享受生活。这既是对我特殊存在和身份的奖赏，也是证明。所以，我永远不能死。所以，我必须永远能赢过死亡，我不能输！——因为，我真的怕死啊！


    到这里，我们算是看明白了，西方人的精神就是这样一块硬币：




    光鲜亮丽的正面：我是胜利者，拥有全部的真、善、美，我玉树临风、潇洒、开朗、幽默、大度、光彩照人、活力四射。然而，这美好的一面只是西方人半真半假硬撑起来的——在他们风头最正的年代，他们创造了现代文明的大部分成就；而当他们晦气背运的年代，他们又造下了现代历史中几乎全部的残忍罪孽。到底该以哪部分来评价、判断他们？


    正常的生命（包括人）都是趋乐避苦的，而趋乐与避苦是相对均衡的，趋乐会更占上风一点，所以会有“鸟为食亡”的表现。对人来说就是，不管会不会胖，遇上好吃的，先吃了再说；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是忍不住要抽上两口，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但是，西方人的精神结构有所不同：避苦，准确地说是，怕死的一面明显压过趋乐的一面，宁愿牺牲一部分生的乐趣，也要更多投入到对抗死亡的“事业”上去（主要不在医学生理方面，而在精神心理方面）。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基督教的教义：用一生赎原罪，争取死后进天堂。为了践行这个教义，西方人甘愿放弃大部分生的欢乐与创造，忍受了一千年的“黑暗中世纪”，以换取在末日审判时的光明、荣耀与幸福。他们大量的音乐、美术、文学等作品都倾注在这项事业上了。然而，这条对抗死亡的唯一正途却失败了，“上帝死了”。何等悲哀！


    那么，除了“正途”，他们还尝试了什么其他途径呢？有做善事、帮助穷人、抚育后代、救治病人等等，所有一般正常状态下人类会做的事情。这些对于西方人中的一般人大概也就够了。


    但对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这远远不够，要克制他们的死亡焦虑，只有魔法——以死亡对抗死亡，就是用别人的血和痛苦、挣扎来对抗自己的死亡焦虑。当然，这只能暂时起作用（这正是西方总是发生连环杀手杀人事件的内在原因）。


    即便是这样残暴血腥之事，西方人也能干成了文化，最成功的就是古罗马人。他们建造起巨大的斗兽场，把嗜血的心理需要办成如宗教仪式般的节日庆典，自皇帝至平民，个个盛装出席，观看杀生如麻，血流如河。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周而复始，定期举办。这种原始的野蛮、迷信、愚昧和残忍，西方保留至今（那些足球流氓可是蜚声海外）。当然，明显的变化、“进步”也是有的——欧洲人自己扮“圣母”，却一致将“脏活”外包给了粗鄙的美国佬、牛仔们去操办。从小型的暗杀到大规模战争的屠杀，美国人把这做成了生意，24x7，几乎无日不做，无恶不作。对此，道德谴责根本就是跑题。


    对抗（死亡）是西方的文化本性，贵族之家的盾型族徽便是他们“武德”的展示，打斗、对抗、胜利，便是他们的底色。进入现代，科学就是他们进行对抗的最大工具和帮手。


    对抗（死亡）是西方的文化本性，贵族之家的盾型族徽便是他们“武德”的展示，打斗、对抗、胜利，便是他们的底色。进入现代，科学就是他们进行对抗的最大工具和帮手（比如，西医治病就是绝对的对抗性思维的表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的整体均衡思维，他们不懂）。


    由于死亡（焦虑）的存在与一刻不停的搅扰，对抗成为西方人强迫性的精神需要。自然，对抗需要有对象（没有对象就创造一个，“XX威胁论”我们是不陌生的）。而对抗也让人更容易疲劳，所以，自我麻醉也成了强迫性的需要：狂欢、纵欲、酗酒、吸毒，均在此列（连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也不能免俗）。


    这种对抗也破坏了其价值观和道德。强迫性的对抗，就强迫性地需要胜利，而失败就“意味着”死亡。在西方人的价值天平上，胜利是天，失败就是地狱。loser，失败者是最可悲最可鄙的。所以，他们的道德观也是扭曲的：胜利者（比如有钱人）天然是道德“完人”，失败者（loser）天然是“卑鄙”“贱种”。后者的存在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会唤醒他们的死亡焦虑，以至于欺侮弱小在他们也是天然的“正义”（刻意地矫枉过正就表现为“圣母情结”）。






    在他们，欺负弱小，既是对抗死亡焦虑，也是压制死亡焦虑的廉价手段，有双份的快意。所以，在不便于大打出手的公共场面上，傲慢就是他们的绝对必须。然而，我们却可以由此清晰地觉察：欺软怕硬（因为他们是真的怕死啊），才是他们绝对的真面目。


    他们的价值观已彻底扭曲。主贴中揭示过：西方人以占有为价值的源头。这只说到了西方人的“骨”，还没到“髓”。在西方人精神的骨髓里、骨头缝里，能够叫做价值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胜利（精神胜利、“嘴炮”胜利也行。做演员他们很在行），不胜利就意味着死（所以有赢家通吃、零和博弈）。故而，想让他们对你“好”，除非你永远跪着，永远舔，还允许他们随时可以杀死你，拿走你的一切。即便这样，你也终究难逃一死。因为，只有死亡（当然是别人的死亡）才能“对抗”死亡焦虑（当然也只是暂时管用）。


    人终有一死，死亡是不可战胜的。西方人却在这个事情上陷入了病态的偏执。于是，要“战胜”、“对抗”死亡，唯有虚幻的“魔法”：从宗教、愚昧到邪恶的疯狂（让无辜的人去死）。


    所以，不是我们把他们想得太好了，而是我们根本不懂他们，他们在文化上就误入歧途了！


    恐惧死亡，对抗死亡，乃至无所不用其极，才是那枚硬币最不为人所见的、决定性的背面，是他们的精神地基。真到了要紧关头，那光鲜的正面不过是可以随时丢弃的伪装、面具。


    由于价值根基极其单一（只认胜利），西方人也极端脆弱。一旦失败，立即“秒怂”，可谓是真正的纸老虎。在这一点上，俄国人与法国人就对比鲜明：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却征服不了俄罗斯；而德国人占领了巴黎，法国就投降了。所以，欧洲人表面上看不起斯拉夫人，以为他们是天生的“奴隶种”，也就不待见俄罗斯人。可其实，他们心里知道，俄国人比他们更坚韧，真要彼此友好相处，早晚玩不过俄罗斯人。于是，他们只能摆起一副傲慢的嘴脸，拒人于千里之外。


    认清了其虚弱，也便无须因其傲慢而愤怒。愤怒，你就输了。因为，傲慢既是从其骨髓里渗出来的对抗杀气，也是他们对自身的脆弱、绝望（无法战胜死亡）的伪装、掩饰。但那终归不过是其自欺的魔法，却连他们自己都信了。所以，才叫魔法。玩得真叫个邪乎！


    傲慢是弱者的自欺欺人。真正的强者宁愿质朴无华，保持低调。从小老师就教我们要助人为乐，做了好事不留名。这是真的在教我们向强者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老农

附录二：价值鸟瞰

    价值的初级状态是“我满意”，这是西式自由——疏离（式）自由（后面解释）；价值的的高级状态是“和为贵”，（如“家和万事兴”），是融入（式）自由；更高级的状态是与历史“和为贵”，即“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而价值的最高级状态是“无我”，无私奉献，和解，这是完全自由。


    和解是与世界融为一体，这是价值的极大化状态：全世界都是“我”的（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我”也是全世界的。


    如果用数学语言来评估价值量的话，价值的初级状态是：价值的一次方（线性变化）；高级状态及更高级状态是：价值的二次方～有限次方（n次方）（指数变化）（体会一下“家和万事兴”的数学对应状态）；最高级状态是：价值的无限次方（超级变化）（能创造奇迹的那种）。


    这样，比方拿GDP来说。同样的GDP，在资本主义社会，顶多就只有一次方的价值量，而且在内部纷争丛生时，更要大打折扣，内耗严重。而在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以和（解）为价值标准和追求的社会，其GDP则具有n次方、乃至无限次方的价值量。这也正是社会主义能办大事的秘密所在。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抗疫（及各种救灾场景）上的对比——西方是渣，中国是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可一旦我们犯迷糊，采纳了看似很精明的“一次方”价值算计法，搞“我满意”，搞“疏离自由”，自然要从神变成渣，事实就在眼前，毋庸赘言。


    所谓“疏离（式）自由”，就是以“力”为价值导向，追求个体的掌控最大化（最后落实为占有）。这完全是对价值的误解。价值的本质是“我”对他者的参与，同时也是他者对“我”的参与（想想食物如何变成“我”的血肉，以及“我”如何为了食物而奔忙）。


    在初级的阶段，浅层的、局部的参与上，掌控的确很有效率，会令人以为掌控才能获得最优。但上升一点层级，扩大一些范围，单方面的掌控就会开始出现各种失灵的问题（能力、阻力、干扰、意外情况增多，就好像开小店不同于开大公司）。而到了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历史跨度上，单方面的掌控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俗谓“翻车”（比如所有那些单纯依靠“人设”的，没有谁能走得长远。假的终归是假的）。迷信个体的单方面掌控，只能表明是眼界狭隘，思维僵化，最强也只能落个“下德无德”的评语，缺少“无为而无不为”的智慧。


    所以，价值本质上是融入（式）自由，而非疏离（式）自由。举个夸张的例子。假如我们的身体能有效地融入自然，像植物一样，能通过一呼一吸就完成营养的获取，那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价值！


    在融入（式）自由下，同样一笔财富，可以被无数人无数次共享（这在信息社会尤其显著，比如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已经证明了它多方面的先进效率。未来的万物互联更加难以想象），这样的社会才会价值最大化。比如救命药，如果无须支付天价的专利费，自然就能救命无数。更不要说与那种无耻药商相比了。那种为了卖药谋取暴利，不惜长期维持病患的疾病状态，乃至不惜制造新的恶性疾病（如艾滋病、新冠肺炎），传播各种瘟疫、传染病等等，如此恶行正凸显出“疏离（式）自由”不仅不再是价值，而是一种恶！这样的“自由”也注定会成为彻底的枷锁和灾殃！


    过去，古人讲“人命关天”，“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正是“融入自由”价值导向的反映，是价值的正脉、正道。它所揭示的恰是价值涌流的泉源是人，是和谐共处、命运与共的人群。这是我们的先人凭着最质朴的生命体验和深厚的历史经验积淀做出的价值判断和抉择。（与此相反的，则是把个体占有最大化，当做价值的极致）。背叛祖宗的事，我们可不能做！


    如果说“疏离（式）自由”的威力相当于普通炸弹，则“融入（式）自由”就是原子弹，而“完全自由”（和解）就是氢弹。我们在朝鲜战争中，看到了志愿军将士们以无畏的勇气、牺牲和卓越的智慧打出的这颗“氢弹”的惊人威力，也在新中国七十年发展历程中看到它的“核反应”、“聚变反应”的巨大威力，我们也必将能在未来全人类一同奔向星辰大海的征程上看到它爆发出磅礴伟力！这就是我们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老农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老农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老农

附录三：神与人

    东、西方文化对人与神的认识与想象是能最根本体现各自本质的观察窗口。

    文化的顶层设计是秩序。秩序的基础是高低强弱之别。合理的秩序须基于真正的高低强弱，也须尽最大可能激发人的潜能，更高、更强。

    基于这种合理性，神这一称谓仍被保留。“神”（必须加引号，因为中、西文化内涵迥异）代表着最高、最强的一极存在，昭示着文化的高度与合理性。

    中国文化中，人与神是相通的。高人、强人约等于神，或干脆就是神，且有“神人”一说。有句俗话，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里暗示出人性的潜力无边无际，如大海一般宽广深邃。中国文化敬神，一方面是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另一方面则是相信人有超凡出尘的潜力，足以通达神域，成神，做神。故敬神，一多半是在敬人。传说中，中国的神大多有一部由人成神的曲折经历、奋斗史，便是体现了“人=神”的基本公式。所以，中国文化骨子里是尊重人的（详细内容后面展开）。

    与中国相反，西方文化骨子里不尊重人，而是重神。俗话说：缺什么，想什么。西方叫嚣人权最响亮，恰恰因为其文化本质上最忽视人。在西方，人是依附于神的。如果人对神起了“二心”，这就叫“原罪”，简直难以宽恕。你说它能是尊重人？那么，它重神又是重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强大、就是力量。西方的神是以力服人的。道德？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心情好了，玩玩（比方说所谓的“绅士风度”）；心情不好，就“忘了”（这叫率性、潇洒）。

    你看古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山的众神，决定他们位次的只有力量的强弱，而不是道德水准的高下。众神间闹起矛盾来，一如凡间的家长里短，鸡飞狗跳，根本没有一点超凡脱俗的样子。后来，西方由多神教“进化”到“一神教”，主要是为了强化其力量的绝对统治性，也即强化文化对人的统治性：神（上帝）碾压一切存在，予取予求，生杀予夺，不容置疑，无从反抗。这就是西方人心中的神性。

    说白了，神就是能杀死一切人和一切存在的无情力量。

    这就是“暴力神”，是西方文化的绝对底色：绝对地崇尚暴力，绝对地不尊重人（当一只冰冷的膝盖跪在一个可怜人的脖子上，令人不能呼吸时，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了），人只有依附于最强大的神，才证明自己还有点价值，有点头脑，有一丝“人性”。因为，人不过是神的仿品而已，“人性”不过就是对神的向往和膜拜。故有“因信称义”一说，即对神的“认祖归宗”。这就是《旧约》的核心精神。

    这种暴戾的宗教后来有所软化，加入了圣母、再后来是耶稣，拥有了部分仁慈、温柔的特性和自我牺牲的品质。这自然是受东方文化输入的影响。即便如此，人的地位也没有根本性的提升，还是被神碾压，还是欠耶稣的血债，要以灵魂来偿付。谁要是敢不认这笔账，不肯还债，就不是人，是魔鬼，是畜生，是异教徒，地狱的大门随时为其敞开，送他下地狱，天经地义。

    而假如“我”竟然没有“送”，那“我”实在是“太仁慈”了！这是神性的光辉在我身上闪耀，赶紧膜拜吧！西方的“粉丝”文化就脱胎于此：不信我者，就是敌人，去死吧！这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正是一神教、暴力神教的标配。

    总之，以上种种，无不显示这是一种原始、野蛮、低级的文化，注定被历史所抛弃。今日的西方，圣母情结泛滥，也正是出于抛弃暴力底色的追求，只不过还很盲目，根本就是无头苍蝇瞎撞，不明方向。

    说来好笑，由于形而上学，由于崇尚暴力，西方人在追求善、仁慈上，也秉持“唯力量论”，即“魔法最强者”胜——只追求形式上的、逻辑上的绝对完善、完美，而不顾及实质内容是否真的善、真的惠及大多数人。第一，人不值得尊重，神才值得；第二，人太复杂，说不清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帮人未必就对。所以，西方人只能考虑一件事：逻辑是否完美、完善、无瑕疵。于是，救一只猫、狗，比救一个人更有价值。因为，猫、狗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一般）挑不出毛病来。同样逻辑，拯救一个罪犯，也挑不出毛病。因为，人家已经是“掉”到地板上了，任何提升他的行动，都是绝对的提升，绝对的善，逻辑上毫无瑕疵。

    西方人就是看重形式、逻辑，这是他们的最爱，是魔法，是仙女手中的那根魔法棒，点中你，你就发光了！好嗨呦！这才会有环保少女，不学无术，却能凭“魔法”指点江山，轰动朝野；也才有50余种性别竞相绽放，互较“魔法”之高低，群“芳”吐艳；也才有“政治正确”统治一切……如此的误入歧途，只能用“不可救药”来形容了。西方文化要真正摸到“善”的大门，再过二、三百年吧。够瞧的！

    与此相反，中国文化才真正尊重人，实实在在的人。无论是“人命关天”，“民以食为天”，还是“天人合一”，哪一条不是把人抬高到最重要的地位上？这是中国人的常识，只因为中国人是被圣人开导过的民族，懂得并坚信人能成圣，人能通神，而神圣的本质是善。

    人通神有三种：圣人、清官和侠客。分别是创建体制者，体制内者和体制外者，门类齐全，毫不虚玄，是非常现实的存在（玄虚的另有品类，统称为神仙，只不过缺乏现实性，至多是一种文化调剂、补充，茶余饭后的谈资、口嗨的对象）。

    这三类（另加上神仙）共通的品质就是一个字：善。因此，中国人对神是有道德诉求的。以德服人是最强者，是不可颠覆的。反之，以力逞强，也能以力推翻，必不长久。在实践中，善的胜出，德的挺拔，是出于社会共识。若共识瓦解，善也就逐步消隐了。这正是今天商品经济下，流动性过大，共识难觅，善也不发光的根本原因。

    共识出于普遍的命运，共同的处境。大乱之后有大治，正是因此。比如，疫情下的全球，正是一个大乱之局，谁能于大乱中造就大治，谁就是有德者，荣膺天命者，可领袖群伦者。但中国人无须汲汲于此，名利是极浅薄者，大治的根本还是在于对天道的认识、领悟与落实。

    天道为一，又可一分为三：无机、有机、人伦。

    西方人长于无机（可见可识），体现为科学。而中国人长于有机、人伦（有可见亦有所不可见，故须凭悟），分别体现为中医与道德。

    西方人欲图以科学一统江湖，纯属妄念。最后，科学才不堪用，输给了“自由”（如在疫情面前躺平了事），正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表现。毕竟，有机与人伦高于无机。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儿。

    可见即可求，不可见则不可妄求。天道，悟到了，才是你的，才是德，德即得。所以，尊重天（道），守好德（得到）（古人称为“敬天守德”），厚德载物，守正创新。勿贪勿吝（指保守）勿卑（自卑），诚实勤劳，知止后定（此即和解。不肯和解，必然妄求、妄作。妄求即不知止，妄作凶），如此，才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处境，方能和衷共济，共守其德，顺其自然，又生生不息。

    即如婚姻而言。婚姻是一种有序的安排，一种人伦秩序。凡秩序，必有主次。强者、高者为主，弱者、下者为次，此为顺序。反之为逆序。逆序少见，情况特殊，只要能稳定，也不失为一种秩序。毕竟，鞋子舒不舒服，脚才知道。总之，有序好过无序。无序不稳，随时混乱，乃至解体。

    男女绝对平等，即无主次，即无序，就会不稳，就成乱源。解决之道，就是和解。和解即有妥协、有牺牲。凭何承载妥协、牺牲？唯有道德。所以，婚姻重德，不重财（才）。（这里的“德”，不是父父子子、三从四德，而是人们从今天开始创造的新的道德，它的答案就在每个人的心中、手中。）有德必有道，有道即有才。无才不识道。

    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即因此。西方人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有一定道理，根本在于有德即能育才；无德，才亦不才。

    有德，人通神；无德，神成渣。看看如今西方沦落的样子，信然。

老农

附录四：笨蛋，世界不是平的，而是个球体

——为什么说自私的人最愚蠢？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了中国一定要中国化？
    为什么中国人最看重一个“心”字？（与此不同，西方人看重的却是逻辑）
    为什么有机与人伦高于无机？
    为什么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害死人？
    为什么自私的人走不远？（有句话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些问题隐隐地指向一个共同的关键因素：思维方式。


    自私的人总是会提出这样让人“无语凝噎”的问题：良心多少钱一斤？善良值几个钱？你老想着别人，别人会想着你吗？……诸如此类。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期待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说白了，人们期望善恶各自成为一个闭环，好彻底让自私的人哑口无言，闭上那张大放厥词的烂嘴，别再大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谬论。


    自私（利己）与善良（利他）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利己是线性思维（我-我），狭隘的因果线性逻辑；而利他则是一个超维、立体、无形闭合的“球形逻辑”。


    球体是一种独特的存在。为什么水珠是球体？为什么珍珠是球体？为什么地球是球体？为什么宇宙中大部分“星星”都是球体？显然，球形是最稳定的存在形态和结构：最小的表面积（对外接触界面）包裹最多的物质。


    懂得流体力学的动物，最擅于构造球形结构：鸟阵、鱼群，极致协同。显然，精通流体力学的鸟儿、鱼儿的脑中有个真实存在的球形逻辑，使得它们可以无言协同，最利于自保（避开天敌的捕捉）。


    同样“深谙”流体力学、球形逻辑的是河道中的鹅卵石：经过流水的经年打磨，它们一个个也都（被迫）“拥有”了一副近球形的外貌，失去了原有的棱与角。与此类似，饱经世事的人，也会变得态度圆融、不显棱角，行事力求圆满、周到，不落褒贬。通常，这叫成熟，有时也被称为世故、圆滑，叫做“老甲鱼”、“老司机”、“老油条”，儒家则称为“明哲保身”。


    可见，无机的球形形态，在有机界和人伦中变身为了球形逻辑是没有疑问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叫做“团结”。团结不正是球形形态在人际领域的形象应用吗？团结就是力量。自私者的聪明（圆滑、内敛、中庸、不走极端），在团结的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无我者（无私者）是最充分的“流体”（古人有言曰：从善如流），是球形逻辑的最佳体现者。自然界中，流体的球形形态在二维平面上体现为漩涡，正是一个闭环。生命依靠流体（水）的媒介，也构成一个超维结构的闭环——球形，即多重闭环的复杂交织与协同。那么，人类社会最持久稳定的形态也必定是最合乎球形逻辑的、最充分应用球形逻辑的“流体”社会。这社会由占绝对主体的和解者（无我者、无私者，而不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信徒）构成。


    “和解”这个词提醒我们，球形逻辑似乎也可以称为“和谐逻辑”，毕竟，多重闭环的复杂交织与协同，不也是一种和谐吗？但，“和谐”这个词还是太抽象了，不如“球形”更有存在感。举几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来体会下球形逻辑的“风范”。


    给人起外号这事，算不上是和谐的，但它恰恰内蕴着生活的自发活力——让意识合乎真实。有些外号起的，那叫一个意想不到的贴切、有趣、生动、活泼，即便当事人极力反对，最后也往往不得不接受它已经深入人心的事实。为啥？球形逻辑奇妙地整合了多个维度的面相于一个意识的意象中，这个也可以叫做一种意识形态化，却是超逻辑的。


    再比如，如今有一个热词“润”。它的源头是“run”，既是汉语拼音，又和英语“跑”（run）同形。这种跨语言的整合，又恰恰符合其“不事声张地跨国搬运”的内蕴之意，你说它是符合了哪一条线性逻辑？只能用球形逻辑来看待。


   再说个政治现象。前两年，拉美个别国家抗疫躺平，民众不满，结果倒是黑社会出面来组织抗疫，受到民众的认可。这是什么逻辑？


    实际上，生活中绝大部分事情都是由球形逻辑在支配，在润物细无声地发挥影响力，只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不为人们觉察。因为，世界真不是平的。而是多维、超维的。许许多多的道理，说起来很对，实行起来白费，就是因为它们多半只有一个线性逻辑，与真实世界扞格不入，落地之时，就是翻车之日。直到它们能在各个维度上与真实世界有效联结，才可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这就叫做（与世界）“和解”，其实也就是融合。老子说：“和光同尘”，即是此意。


    所以说，和解者决不是面目模糊、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的“蚂蚁”。相反，是最能守护个性的智慧之士。你看三年疫情下来，死亡最少的是哪个国家？


    通常，人们口中的个性其实只是最外露的表象，真正的个性一定是最核心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外露呢？个性是个遭到误解的词。最宝贵的个性是什么？是别人看不见的。俗话讲，叫“真人不露相”。那些能轻易看见的，最多是个表象，甚至是假象。


    真相为什么不露、看不见呢？因为被球形逻辑包裹着、保护起来，藏在最核心的地方了。有个词叫“中国特色”，这就是对“中国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啥叫“中国特色”？说不清吧？说不清就对了！个性的东西藏得最深，能随便就说清吗？


    说了这么多，先总结一下球形逻辑。再举个现成的例子。


    球形逻辑就是多维闭环的交织协同。生命体就是一个多维闭环交织协同的例子。球形逻辑的特征是：复杂而难以被意识拆解，也就难以用语言表述。强行拆解也可以，得到的注定是一些粗糙笨拙的“仿品”。要勉强勾画它，就必须用比拟的方式，或可保留主要的精华，比如说，阴阳五行理论，就是一个现成的球形逻辑的近似例子。


    五行相生是一个闭环，五行相克又是一个闭环，两者是五行体系的阴阳两面。五行的五个因素各自也有阴阳两面性。而在一件事物的不同层面，各自有内在的阴阳五行结构，如此交织在一起，每个事物都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球形逻辑体系，难以一概而论，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


    我们说：“画人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因为一切事物与人具有的这种独特性与复杂性。西方人用解剖的方法，试图揭开事物的全部秘密，那就必然会在球形逻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大败亏输。因为啥？因为球会滚呀！开个玩笑。球形逻辑是闭环的交织协同，强行拆解之下，这种交织协同往往就消失不见了，剩下的只是破碎的假象，相信这些假象，自然是要倒霉的。


    心是人的核心，人心是社会的核心。中国用道、德、仁、义、礼五维来梳理、统摄人心，这是儒家思想。但后来却又试图用一个“天”（天意）来拘束人心，最后还是走到形而上学的门里去了，抛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今天，给它加上一个“利”字，以“道”统领德、仁、义、礼、利五维，就是一个更周全的球形逻辑。道就是球心。在人伦层面，它，可以简单说，就体现为一个“善”字。我们可以借此来剖析球形逻辑的应用规律，当然是最粗浅的。


球形逻辑应用初议


    球形逻辑是多维立体的，不容易解说明白，我们可以先做个简化处理，把立体投射到平面上，成为二维，即一个闭环，球心就投影为闭环的轴心。


    闭环是强于开环的，更稳定、牢固。我们就以鲁迅的《一件小事》为例来说明。


    车夫很“卑微”，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容易让人轻视。但他却并不轻视自己，而是十分坚定自豪的做人、做事。他的车与老妇碰撞，令妇人摔倒，责任似乎并不在他，而在于老妇人自身。但车夫就是要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处理事情。他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停下来，扶起老妇，了解情况，并主动扶着妇人前往附近的警所处理事故。表明他不顾及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损失，而关心妇人的安危，及事情的处置合不合乎道理，总之，就是要合乎人情、天理。这凸显出了车夫的高尚。


    而坐车人很“体面”，但自私的心理却令其自惭形秽。为什么？


    自私的逻辑是一个开环。“我”—行动—“我”获益，看似是个闭环，但在根本上难以稳定运行。因为，有“行动”就必然牵涉到对象、环境，它们都是独立于“我”的，可能都比“我”强大，“我”没法独自让“闭环”闭合，必须借助外力的协同、协作。这个外力就叫做“公义”。


    相对的，自私的“闭环”逻辑就可称为“私义”。私义在逻辑上貌似能闭合，但实践上通常都必须借助公义才能完成闭合。比如，最简单得有个合同或约定，双方认可。若抛掉公义，强行让“私义”闭合，往往就意味着做坏事、犯罪、甚至反人类。所以，自私就是个伪闭环，是个开环：秉持私义，又假装相信公义，就是个伪君子。伪君子身居世界中，却无视世界，他的全世界只有自己，这个“世界”，这个“我”，自然是“小”的：小到容不下多少公义，而且是越少越好，除非是为了装好人，或者迫不得已。


    那车夫为什么“高大”？他融于世界，与世界是一体的，他虽贫，却不穷，因为他拥有全世界，也让世界拥有他。这便是他的“高大”。他相信公义，能舍私义，甘愿付出，去成就一个更大的圆满（闭环），成就共同的幸福。共同的幸福，自然是加倍的幸福。比如，中国的抗疫、救灾便是如此。


    这更大的闭环在微观上有一个特征：评价中心（即闭环的轴心）与个体的动机（之心）是分离的，在几何上，就体现为（圆周的）离心运动。（这其中的真实意义，将在下节：“再议”中解析）。这对个人而言，就如同意识与潜意识是分离的——思想不知道内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就是很感动；（车夫）我知道对老妇人负责，会造成自己的利益损失（尽快逃走才是保全自己的“上策”），但我就是不忍心看人受苦，不愿意苟且做人。


    正是这种分隔、分离，使个体不会仅仅服从私心、私义，而能听从更大的闭环（之轴心）、听从道（义）的召唤而行动。与此相反，自私则是评价中心与动机（之心）高度重合。这是高度理性和自主的。正是西方文化中“理性人”的真相。


    理性不好吗？
    理性很好，但理性一定得是外来的评定，而非自封的。
    理性必须是谦卑的，而不是傲慢的。比如，一个好医生一定是听从病人的召唤和病人的评价的。当然，他同时应保持对自身专业的信心；而一个自私的医生则只听信自己的评价，不在意外来的（如病人的）评价（除非都是说自己好的）。一旦出了问题，受到指摘，他的内心独白往往是这样的：我是真心想治好病人的病，但我的医术可能还不够理想。你可以批评我的医术，但不可以批评我本人。如果你的批评有任何不准确（不到位）之处，我就要据理力争，捍卫我“好医生”的形象。这样一个在意自己比在意病人更多的人，能是什么样的“好医生”？


    《唐人街探案2》里那个邪恶的医生不正是这样自说自话的傲慢家伙吗？他的私义：我杀人，可以救我的命；我是医生，能救更多人的命。所以，我杀人是正义的。这所谓的“正义”理直气壮地凌驾于一切公义之上，以至于他最后也凭此自我裁决。这是由线性逻辑形而上学化造就的偏执狂、偏执怪！


    偏执的人是缺乏安全感的，他把安全感建立在片面、“纯粹”的逻辑上，以对抗复杂的、令人不安的现实世界。他不相信真实的世界，只相信合乎其逻辑的理想世界，并以理想对抗现实，以此建立所谓“自信”。他越“自信”，就越自我，越是不肯听信他人的评价，越不容许他人评价，而要独自包办所有评价。


    西方世界对全球舆论的掌控，不正是这样神经病式的表现吗？正常人是没法与神经病一般见识的，真的做不到（那样的病态）啊！我们的信念是：做人要谦虚，戒骄戒躁，“满招损，谦受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千秋功罪，留与后人评说”。


    自信并非只信自己，而是信任自己与环境建立的正常和谐的关系。换言之，最自信的人是和解者。和解者不用为自己辩护，万物皆备于“我”，“我”也备于万物。时间和历史都会站在他这一边的，他也总是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以，我们总是能对愚蠢、偏执的自私家伙说：笨蛋！世界不是平的，而是个球体！


    同时，中国特色正是以球形逻辑超越了笨拙、失真的线性逻辑，而历久弥坚，历久弥新。阴阳五行理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的浅层表述，而中国文化则是包罗万象又能对每一事都实事求是的“圆满逻辑”。我想，这或许就是中国特色的理论自信。

老农

球形逻辑应用再议

    可能，“球形逻辑”这个词，怎么看都让人会有突兀的感觉，可这恰恰就是它的核心特质带来的：一个超维的体系，在喜好二维或三维秩序的我们这里，总是有些怪怪的存在，就像一个球放在桌上或地板上，我们总担心它会滚来滚去、不安分，要拿个什么东西把它拘束住或是挡住。这大约就相当于替它降维或限维了。


    我们常会讲这样一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试问，这种信心的依据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球形逻辑，这样强大的思想武器、一个超维工具。只要充分开发其潜力，总能对问题发动“降维打击”，有效解决之。这正是球形逻辑的妙处所在、威力所在。


    相反，相信线性逻辑、形而上学的西方人则凡事都要依靠标准、规范，对超出范围的问题、情况，他们就习惯性地两手一摊，一耸肩：很遗憾，这事已经超出科学的范畴了，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劝你也放弃吧。这种情形在东西方科学、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战争的交流、往来历史中，一次次发生。而许多次，中国人最终都能创造奇迹，打碎西方的傲慢与偏见，让他们惊掉的下巴，落个满地。


    就如战争中、战场上，我们的军队、军人、战士，总是能发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实干加巧干，粉碎面前的敌人，赢得胜利。而西方军队（比如美军），往往会在面临困境后以符合操典或规范为由，堂而皇之地投降（或撤退）了事。原因无他，他们的信心不是建在心上的，而是建立在线性逻辑和形而上学神话之上的。而这些东西，在现实面前，常常就是脆弱而不堪一击的。


    可能有人会担心，你这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秘密了吗？其实不必担心，超维逻辑唯有在和解者手里，才能发挥效力。我们倒希望人人都是和解者，人人都的尧舜呢（让和解来得更猛烈些吧），那样，共产主义就实现了，全世界都亲如一家，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担心何来呀？


    话说回来，超维逻辑交到形而上学信徒手上，多半也被玩成线性逻辑，变成僵化的、教条的东西。西方邪恶势力真正仰仗的，还是他们的技术优势。那才是带给他们超维力量，向对手发动降维打击的资本。此外，除了技术装备，他们还有一样致命“法宝”，那就是“邪恶”本身，这对于善良也算是某种“超维”之力。俄乌战场上，我们已经亲见了这两样“法宝”给俄军制造的困局和创痛，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


    然而，邪恶终究算不得超维的东西。当善良的人们下定决心，决不信邪，那就有他们好看的了。比恶，谁怕谁！谁还没个血性！这世上，难的是比仁义，而不是比恶。善良的人们只是不屑为恶，但绝不怵恶。送恶鬼下地狱，我们会很高兴，也有的是办法：要体面，有体面；要不体面，对不起，我们还是帮你体面。咱是体面人，缺的就不是体面，就是见不得不体面。呵呵！


    总之， 球形逻辑不是本人发明的，我在这里只是对祖先的“大招”做了粗浅的归纳和提炼而已。叫它超维逻辑或是万维逻辑也是可以的，最准确的当然是叫球形逻辑，其他的叫法，可能会更顺耳一些。


    古人不操心给它起名字，只想着解决一个一个问题。古人也很质朴，在他们口中是这样的表述：“一物降一物”（降维），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超维），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升维），这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有了一个个相对有些离散的妙招。比如，兵家告诉我们：兵者，诡道也。而在人文领域，就有了“道、德、仁、义、礼”的五维体系，可以称为五维逻辑。


    这五维逻辑是用来支撑和塑造人心的，当然，也可以借以观察、评估人心。而我们今天的逻辑则更符合新的五维即“德、仁、义、礼、利”，道则居于中心，统摄全局，又无所不在。


    道是宇宙的根本，心是人的根本（原则）。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后一个“道”其实指的是“心”（即人的根本原则）。一个理想的（或者至少是合格的）人，其心与宇宙之道大致相合，即合乎善。但人心十分复杂，上面已经提示：至少可以梳理出五个层次，每个层次可以算作一个闭环（不闭合的人也有，如儿童、不甚成熟者，就是各种不靠谱，先不去考虑）。每一个闭合的层次，就是理性的。一个人以此闭环之轴心为心，可以视为理性之人，讲道理之人。但在他未闭合的层次上，他就不是理性的。而我们常常不知道一个人的心在某时刻是由哪个层次在统领。所以，他靠不靠谱，外人不易明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凭所谓“信用”来评估人——至少他曾经证明了他在某层次上是靠谱的（或相反）。以上就是观察人心的基本思路。


    这样来看人心，则——道有道心，德有德心，仁有仁心，礼有礼心、利有利心。


    最初现成的人心，没有什么五维，是个混沌的球体，其核心只有一个：“利”字。为了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当然，起始时，其手段也极为有限，比如，婴儿基本就只有“哭”这一种手段），也无所谓善恶。但这个混沌体却是个实体、主体、真正的存在，并将在未来努力去成为他自己，证实他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其在实际和实践中的展开，自然就有好有坏。为了保留好的，去掉坏的，人们制定了规则，建立起秩序，也就开始打破混沌，建设文明。


    文明从哪里开始，自然是从对利益的合理安排开始。


    一个人每天一睁开眼，就要吃饭、饮水，出行、谋生等种种需要要满足，这满足就是利益。要获得利益，心就要向外敞开，这是无法避免的。婴儿的哭声就是他的敞开手段、通道和界面。而通过手段、通道、界面，人们就会逐步形成逻辑性的概念：只要-就，必须-才可以，因为-所以，等等。而这些具体逻辑，看似是线性的存在，但其实只是利益实现闭环上被显示出来的局部，是居于（内外交互）界面上的部分。因为可见，而被看见，被当做操作的原理，成了指导合理行为的依据、样板，被视为利益实现行动的主要部分。


    比方说，年轻的母亲以为，只要喂奶，孩子就不会哭了，却忽略了哭声所表达的不同需求，而未能合理照顾婴儿。随着经验的丰富，年轻母亲渐渐掌握更多的不同哭声的含义，能做更有针对性的合理照顾。这个发展过程的结果通常就是母亲的知识、能力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并能合理满足婴儿并兼顾自己的各种利益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展开并一步步证实她作为母亲的本质与力量，成为一个母亲；同时，也培育了一个婴儿和他各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展开并逐步证实自己的本质。


    但很明显，母亲的知识、能力体系，并不是她的本质，只是帮助她实现自身本质的凭借（或通道）。她的本质始终与她成功生育并养育婴儿成长的结果紧密相连。换言之，孩子（及其成长）才是决定她本质的关键部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常用的一个形容孩子的词：“出息”，这个似乎带有投资、做生意意味的词，却充分体现出人们对母亲（但又不限于母亲）与孩子关系的深刻洞察，即个体（也就是孩子）的本质的良好实现与旁人对相关个体（如父母）和集体（家族，民族、国家等）的本质的评价息息相关。附带说一句，“出息”这个词很能体现古老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把因人际关系而形成的身份、地位视为人的本质的重大部分。


    与此不同的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会认为个体的知识、能力体系才是个体本质的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部分。这才是西方文化迷失的核心所在。如果一个人有知识、有能力了，他的本质就变了，那么，一个穷人、一个残疾人、一个因种族原因被边缘化的人，他们的能力多半会处于劣势地位，他们的本质也就此变“劣质”了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能明白西方人无法摆脱种族歧视、各种歧视、鄙视链的根本原因了。这样，在他们是永远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人平等，实现天下大同的。


    原因首先就在于共产主义承认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的首要任务，并实现财富的按需分配，而不是按能力分配。这些需要包括个体基本的利益需要，个体自然的发展需要，以及群体的需要等。其内在的依据便是相信人的本质力量，能够在充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需要之后，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和实现。这也就意味着社会的最大的发展和进步。这不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吗？（比如奥运会的口号：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因此，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认定，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认识，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但相对来说，因同样基于集体主义，自然更接近中国的价值观。只不过，必须把人际关系的重要性降低，提升社会关系的权重。人际关系，局限于个人的周遭，容易变成小圈子文化，最终撕裂社会的整体性与团结（导致周期律的吞噬）。而社会关系则是全方位的，容易走向良性进步的动态平衡。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深刻的意义，是需要我们予以深刻的认识的。


    缺乏对此的正确认识，正是如今许多家长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停“鸡娃”内卷的最根本原因， 即家长们差不多就是无意识地认同了人的本质就是他的挣钱能力，盲目走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大坑中了！这真是国家进步的大冤案！新中国建设了七十年，我们的思想反而误入歧途，努力把人培养成文化退化的样子，要去接受一个发展程度远低于自身文明程度的外来文明，理由仅仅是因为，自家古老的传统需要改进，却不知道要如何改进。不知道的确容易瞎闯、瞎试，不试试如何知道行不行呢？现在知道这不行，就该及时改弦更张，选择正确的方向，重新出发。

老农

球形逻辑应用再议之哲学素人的进阶

    首先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取经之旅就要“鸟枪换炮”了！啥意思？


    在以前，我们的取经路都只能靠两种方法探索前进：一是实事求是，二是哲学直觉（顿悟），凭此在茫茫荒野与暗夜中摸索行路。但很快，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新的探索阶段了，即理论联系实际——要有理论了！或者说是搭建理论雏形了！有了理论的支持，探索就将有巨大的确定性，即找到通往哲学“宝藏”的光明大道了。我们只要沿路前行，必能一路收获满满，而不再有上顿没下顿，时不时还要吃夹生饭、冷饭、沙子很多的饭，没办法，那时条件简陋，天可怜见的。（字老是打乱，敌人一直不停在胡乱移动光标，一不注意，字就打到乱七八糟的位置上，需要不停检查修改）


    不过，从今往后，咱们的条件就要根本性地改观了，也要有理论的大炮了！用李云龙的话说：“咱是有钱人”，一言不合，“把大炮拉上来”，给我轰！——把真理放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那感觉，不要太爽！有没有一种军国主义分子穷兵黩武的感觉？——这实际就是说，咱们也升维了，超越旧维度了：由走变跑，或由跑变飞了。那肯定很爽啦！但第一，不能忘本，第二还是要一手一脚搭建理论，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所以，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


    前面说到，要找到正确方向，重新出发。方向已经有了：要理论联系实际，搭建理论。那“出发点”在哪里？就是对人的本质的透彻认识。这相当于地基。有了坚实的地基，才能建起稳固的思想和理论大厦。


    那就首先来搭建地基吧。


    之前，我们从考察人的历史逻辑起点，触摸到了人的本质、这一重大课题，它实际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西方哲学三大问我们都不陌生：我是谁，来自哪里，去往何方？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给出的答案却根本上是误导人、让人误入歧途的。


    这种思想错误首先就出在目标的设定上——西方要找绝对真理，绝对颠扑不破的终极之物。于是，就必定要取消历史、各种现实的支撑，以消除任何偶然的、特殊的和必然会消失的因素。于是，只能依靠逻辑，做形而上学的思辨，从而得出了那个著名的结论：“我思故我在”。这样，人的本质没有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便只能推出一个结论：自由。我是自由的，来自自由，去往自由。这就是西方为“人”（那个“理性人”）找到的终极答案。看上去很美，其实，全是空洞的臆想。


    人都是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走来的，并始终与历史和现实相伴。脱离这些做纯粹思辨，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臆想，注定是自嗨自爽的无谓游戏。信了它，就悲剧了，必然误入歧途。唯一的用处，就是给自己的一切欲望找理由，给自己的一切麻烦擦屁股，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干净。这就是西方的所谓“自由”的全部意义。这“自由”完全是人类的“异教”，不仅一文不值，而且有毒有害。


    那么，什么是人类的“正教”？就是人文领域的正确理论。其正确性就在于始终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相通，并被具体的实践所验证。所以，它不是僵死的原则、教条，而是流水不腐，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


    这一体系，目前有两样构件：1、基础、地基，是对人的本质的全面、综合且开放的认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一般方法，就是超维逻辑（也叫万维逻辑、球形逻辑，这三个是同一件东西。以下将随机互用）。这同样是全面、综合且开放的方法体系。这一方法体系有一个根本原则：中庸，或称和解、悟道，最简练的就一个字：道。


    以上两样互为开放者（解放者），也互为收敛者（拘束者、监督者），就如一阴一阳的太极圆环、太极图。


    若单纯讲“道”，难免滑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搞优胜劣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走向反人类。比如今日之美帝，已是“独阳不长”，即将原地爆炸（通胀）。所以，必须以人为本，才能收敛，才能止于至善，而不会以资为本，不知收敛；若单纯讲人（以人为本）、或善，只讲（人的）需要，不讲客观规律和现实条件，就成了无限圣母情，用爱发电，黑命贵、白命贵、LGBT横飞，政治正确乱扫，社会撕裂，人群内斗，或是一味搞福利社会，享乐主义，娱乐至死，坐吃山空，巨婴、傻白甜遍地现眼。此为“孤阴不生”，终归一无所获。所以，必须求真务实，按规律和客观条件办事，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过往的儒家，就是偏重仁善，而忽视道，把天也拉进主观的范畴，拉进封建秩序中去，以主观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冒充为“天道”，最终走向僵化、封闭。这才有了唐僧带上孙悟空取经，寻求思想和精神突破。


    下面分开讲这一阴一阳。


    首先，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总和”二字是最关键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至善，就是任何现实历史的极限，就是太极图最外面的包络之环，它使得阴阳闭合，往复不已，周流不殆。在中国，对国家而非对个人而言，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就是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表征的“为人民服务”。即只有“为人民服务”，才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只有靠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真正实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包络之环，在政治上，任何的以人为本（阴）也好，科学规律（阳）也罢，都必须在这个环里运转。


    在具体内容上，中国最首要的社会关系就是人民与党的关系。它不是某几个人（群）的人际关系，而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基准，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纽带结成的公共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有它做基础，就能避免化公为私，保持公有制本色。苏联的覆灭就是覆灭在颠覆了这个公共关系的公共性，失去了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当年叫“变修”、“变色”），沦落、变质为私相授受的私人关系、交易关系。


    同样，当年的国民党口头上也讲“天下为公”，但他们的关系全是私人关系、小圈子、小团体的关系。于是，在社会关系的总体层面，只有阶级对立、斗争、消耗的负向关系，这是那个社会的主流，反动的主流，反动的“总和”，反动的“包络环”。而团结、协作、建设的正向关系，只是支流，甚至基本不存在。所以，蒋介石宁愿“剿共”（符合对立、内耗的负向主流），也不愿抗日（团结、协作的正向之流，是逆主流的选择）。因为逆主流早晚会颠覆这个反动社会。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团结抗日之后，反动的根基就动摇了。


    今日的美国，乃至西方，也是一样：撕裂、内斗、甩锅是主流。全球也需要一场解放战争来彻底打倒反动的“主流”。


    回到中国。 在中国，党和人民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决定这一关系的，关键在党。若一地方的党组织在处理与人民关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屁股严重坐歪了，就必定要出大乱子。因为，它背弃了党的本质、党员的本质。什么是党和党员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


    如何守住、守好这个本质？现在常见的说法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或是坚定信仰，守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等等。我以为，这样的提法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不到位的，因而是偏软的、偏轻的，存在不易落实和检验的问题。那么，什么才是到位的思想方法？这就要讲到“道”，讲到“阳”，讲到超维逻辑了。


    我们说，道也好，阴阳也好，超维逻辑也好，最大最难的要求在于中庸、在于平衡。平衡什么？啥是中庸？


    “道可道，非常道。”常与非常之间要中庸，要平衡；阴和阳要中庸，要平衡；超维逻辑，不同维度之间要中庸，要平衡。


    现在常说“以XX建设为中心”，那“为人民服务”放在哪里？这不就是两个维度吗？要不要平衡？


    平衡是什么？一个闭环，有向心力，也有离心力，两者平衡，才能闭环运行。这是只有一个圆心（轴心）的情况。如果有了两个“中心”（轴心），谁是那个真正的中心？这就可能要打架了，闭环也会散架的。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一方面要不忘初心，两股力量如果不能合为一股，就必然要起矛盾、起冲突：一个说，我要干事业，你来捣乱、拆台；一个说，你光想发财，不想共同富裕，忘了人民。这样吵，没有好办法。因为有两个中心。要解决问题，就回归一个中心，就是为人民服务。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万物得一以生。”这一即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共产党的道当然是共产主义，由此得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所以，即便是“以XX建设为中心”，也不能超越为人民服务这个中心。两者相比，为人民服务是大道，另一个是小道。当小道风生水起，而大道作壁上观，不免要失道、失德、失仁，要去慕义、隆礼、搞些精致的花样，来装点门面。可实际，已是失衡了。


    要找到平衡，就要明确真正的中心，阴阳互济，凝聚为一。“故贵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故致数誉无誉，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这后一段的意思，直白说，就是“不装逼”。某地自清末开埠之后，就习惯性装逼，可谓有年头了。但你积习难改，能强得过我“自古以来”吗？老子的教诲可是传了两千多年了，连洋人都佩服得不行，你服还是不服？


    要“得一”，就要合一。超维逻辑的合一，就是以一个心为中心。两个心、多个心，就要分主次，分阴阳，而不能都是阳。比方：“居安思危”，就是一个用超维逻辑表述的例子，把两个内蕴冲突的方面凝聚在了一起，平衡，中庸，一目了然，“安”是阳，“危”是阴，中心是“居”，阴阳不大会起冲突。再如：“小心驶得万年船”，把“小心”和“驶船”结合在一起，“驶船”是阳，“小心”是阴，“万年”是中心，阴阳两不冲突，和谐安定，长长久久。超维逻辑就是阴阳相济，互济互生，既凝聚为一，又彼此有别。这是中国的智慧。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既忠诚为党、为民，又擅于干事的先进分子，来推进我们的事业（这是“既要、又要”的全能型人才），而不是学西方，搞“你监督我，我监督你”两套人马的权力游戏。监督必须有，但不应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制衡手段。主要的是，干事的人在内心已经协调好了各方面的平衡、和谐，然后措施于工作与现实中，实现于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中。这是真正高效的方法。而要实践这样的方法，这恐怕与诸多方面的安排都有复杂的关系，比如，今天的中学、大学教育统统搞文理分开，就很不利于培养“既要、又要”的全能型人才。这里，只能是提出一个思考方向，供人择选、参考。


    那么，新的五维逻辑与旧的五维逻辑有多大的差距呢？


    应该说，差距很大。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大！


    表面上看，道、德、仁、义、礼（旧五维）与道、德、仁、义、礼、利（新五维，道作为无所不在者，不算单独一维），只差了一个“利”字，但这却是质的差别。何谓？


    人们行动、思考、表达的内容，90%都与“利”直接相关，没有“利”之维度的逻辑，算是干什么滴！


    那么，旧五维是来打酱油的吗？当然不是。它是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


    《论语·子罕》第一句话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为什么要“罕言”？一是因为无奈，二是因为自觉维护秩序，三是不想撒谎，于是，只好回避，只好“述而不作”。


    前几年，有过一位立场有问题的干部，公然质问记者：“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把党与人民放在对立的地位上，完全无视党的基本宗旨和初心。他或许是想维护党的利益，但他所认为的利益肯定不是党的真正的利益，只是他以为而已。同时，这也说明，某些地方、某些人已经把局部利益、乃至是私利，与党的利益混淆起来，成了特殊利益的存在。


    特殊利益当然要与90%的利益对立起来：它绝不肯老老实实呆在自己应当的份额里，而是一定会伸手捞取那90%的部分，越多越好。孔子只是不说“利”字，说了又不能维护90%的利益，因为私有制不是他一己之力能改变的，只好尽力维护秩序，再劝说统治者能施行仁义，照顾人民的需要。而资产阶级、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我们中的某些人却是满嘴谎言，极力把少数人的利益包装成所有人的利益、最公平合理的存在，乃至是神圣的存在。可俄乌冲突一起，我们就看到，它神圣个屁！满嘴的谎言彻底露馅儿了！


    同样，某地的疫情应对，说得头头是道，满满的主义、大局，骨子里不过是生意和对立，与人民对立。自然也很快破产、露馅儿了。因为，病毒是不讲主义，只讲“利”的。


    “利”是一切的基础。而要实事求是地讲“利”，就必须看到、看清何为利之大者，才能有效创造利，维护利，享有利。否则，就是盲行冥作，挥霍资财，乃至颠倒乾坤，与道作对，与天作对，与根本之利作对，就是在自取灭亡。


    何为“利之大者”？利之大者在于人民。人民是利的创造者，也应当是利的享有者。过去，这个“应当”被私有制抹杀了，因为，统治者创造了另一套“应当”，玩弄愚民手段，用虚假的“大者”遮住了人民的视线，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混淆了人民的思想，混乱地委身于种种虚幻的追求之中（求富贵、求荣耀、求美国梦、自由梦、民主梦，等等等等）。


    现在人民看清了利的本质、来源，就会明白：德、仁、义、礼都是必须服务于人民利益的上层建筑，而不应是剥夺人民的工具。因此，利之大者就是如下这庄严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如果放诸世界，就是那响亮的七个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所以，任何人只要头脑清醒，能实事求是，他运用五维逻辑，就一定会推导出“为人民服务”的结论，而不是其他。


    所以，我们说，今后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宗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指导，只有一个，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基础，我们把它当做“阴”的部分，深深地埋在社会地基里。


    那么，阳的部分又怎样呢？


    在道、德、仁、义、礼、利中，利是基础。人类的无数种已有、将有、可能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这个范畴内。礼是利的容器，使人类的活动获得文明的外观，促进人群的交流、亲近、融合。礼也是情感的容器、审美的容器（比如说仪式感）。义是对利和礼的正确安排（社会制度、国际秩序及相关的政策、理念、法律、规则等），包括科学、哲学等各类学科都在这个范畴内。仁就是爱护人民（仁者爱人）的情感，既在于个人，也在于群体，如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等；德是对人民的引导和指导。人民不是凡事都能正确认识和行动的，需要有效、正确的帮助和指导，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等，德主要包含最基本、最根本的价值指引和行为规范，尤其是对儿童的教养。


    道不是人能干预的，而是人必须去领悟的。道无所不在，是宇宙、天地内在的“规则”，是一切价值最深的灵魂。一切人类的设想、安排只有尽力合乎道的原则，才能真正成立并持久运行。就这个意义说，道，既是阳，也是阴，道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