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价值

老农

附录五——价值与人口

    在附录四中，我们阐明了我们理论的基础是为人民服务与五维逻辑。其中一个关键论据是：人民是利的创造者，也应当是利的享有者。这凸显了人的价值与意义。


    那么，有人或许会有疑问：现在的科技已经迈向无人化、智能化了，人的作用正在日益萎缩，大部分人将失去存在的价值，沦为“垃圾人口”，成为文明的负担，你怎么看？


    我只能说，邪恶势力的智商实在是“感人”，连最宝贵的人口，都能被他们看成“垃圾”，真的是不服不行。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精英（包括犹太、昂撒等）治国理政的经验，其实极度贫乏（犹太人灭国、流浪了二千多年，谈何治国？）。因此，以他们浅薄的认知来规划人类文明，无异于纸上谈兵，甚至连赵括都不如——赵括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已经积累了丰厚的军事、战争经验和理论，赵括的父亲还是一代名将，学习过这些宝贵财富的赵括，还是很有些宝贝可以炫耀的。


    脑子是个好东西，但并非人人都有，外加还得有丰厚的历史积淀，那就更是增加了难度。


    一个有脑子的人，首先得明白“利”在哪里，然后，得知道谋利、获利的手段是什么。这就到了义与礼的层面。得了利之后，要好好爱护利之源，这就到了“仁”。当他把这一切都充分内化为自身能力和品质后，就成为“德”。事情到了这样复杂的程度后，人就要考虑如何化繁为简，保持自主与自由了。这就到了道的层面，也就是哲学层面。


    说到哲学，有一个最简明的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把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视为“垃圾人口”，且打算清除之的群体，是不是在反人类？当然是！如果这都不叫反人类，那，“反人类”这个词就直接取消算了！既然他们是反人类分子，那问题就很明晰了：


    身为人类而反人类，他们秉持的哲学是不是垃圾级的？连小学生都能响亮地回答：当然是！


    “垃圾哲学”只能出自垃圾化的思维。那么，他们的思维到底“垃圾”在哪里呢？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垃圾。所谓垃圾，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也要明确什么是价值。


    价值是有机体出现后才有的现象，是因为能满足有机体的需要而确立的（事物间的）彼此关联，如同一个召唤与一个回应一般的关联性，就好像风吹在海面上，卷起朵朵浪花一般。




    无机界是平静的，没有任何的“浪花”，即便天崩地裂，也是平静无波。因为，无机界并不发出召唤，也不期待回应。无机界无所谓价值，它随遇而安。


    当有机体发出一声召唤，便如同利刃划破了无机界的平静。有机体将依据回应的有无、回应的程度而做出正、误、好、坏、多、寡、善、恶的区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改变相关的世界。


    所以，价值必然是一个故事，一个又一个故事，无穷无尽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历史。故事里有因果，也有情感，从而生出许多的羁绊、牵连。无数的羁绊、牵连，令有机体有了归属：归属于历史，归属于故事，归属于环境，归属于群体，归属于世界。


    所以，不要谈论纯粹的自由，那是无机界的寂寞。自由只是有机体在无穷羁绊和牵连中的节奏，而价值就在这复杂的交响中鸣响、扩散，余韵绵绵。


    然而，反人类的家伙却要将这一切一举斩断，将全世界70多亿人只留下经过他们精确计算、挑选后的5亿，声称：5亿之外，全是垃圾，应予清除。如今，他们正发动全球性的生化战争来实施这罪恶的阴谋！


    我们且不去痛斥他们的残忍与灭绝人性，单单就说垃圾。


    究竟谁是垃圾，其实已经一目了然了。


    全人类的价值早已结成了一体，成了一个“一”。任何“一份”单独的价值，都与全人类（拥有）的价值紧密相连，并相互扶持、相互支撑，构造起日益复杂、磅礴的人类价值之潮、文明之浪，并涌向星辰大海、宇宙无疆。


    然而，这些阴谋家、反人类分子却嫌人类掀起的浪头太大了、太吵了，他们掌控不住了，就要把它砍了，拍碎了，只留下一茶杯的水，供他们慢慢细品。这说明，他们已经自立于人类价值体之外了，成了人类价值体、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外的赘疣。他们才是明明白白的垃圾，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这群被人类供养的垃圾，不仅对人类毫无贡献，竟然还要对人类反攻倒算！说他们是垃圾，都是对垃圾的玷污！


    我们从情感上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东西与我们并立于世。我们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请大家给他们起一个专属的称谓吧，别玷污了垃圾的名声！

老农

附录六——人类文明的变异

    人类文明重大变迁的意义，也许要经过几百年的历程，才能为人们所认清。科学出现所造成的文明变迁就是如此。


    人们一直在争论：古代中国有没有科学？或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自发出现？过去，人们一直就这类问题争讼不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看清科学出现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或者说，过往所造成的意义。


    科学出现促成了人类文明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由人的文明变异为物的文明。其“自然”终点必然是反人类（法西斯、恐怖主义、清除“垃圾”人口等邪恶事物，均在清晰地证明这一点）。


    文明的这场变异体现为：人的价值逐步贬低，物的价值逐步抬升——资本被抬升，机器、技术被抬升，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被抬升，无人化、智能化飞速发展，人力被淘汰，社会产能大幅过剩，而大多数人却消费能力不足。人们生产了大量的物（品），而人们却用不上。这表明，文明已经充分异化，主要不再为人服务，而是为物（如资本）“服务”，也就是在为“虚无”服务（物不需要任何“服务”）。文明完全成了盲动。文明犯了根本性的错误，走入了死胡同！


    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明故国，是人类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中国没有自发产生科学，恰恰是因为中国人拒绝了文明的异化，拒绝了物的文明。


    中国曾经发生过物的文明，并一度蔚为大观。


    那就是秦国和秦朝。秦国通过把国家、国民物化为战争机器，殄灭六国，尽享战争红利和物化人的好处。然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要害就是“你出来了”。你若不“出来”，那么，大家相互帮衬，彼此彼此，无所谓“还”或“不还”；但既然你“出来”了，就得你自己还。秦朝的确是“还”了，结果就是“二世而亡”。


    它的“出来”，或者说“出位”，就在于它踏入了物化的文明。比如说，它的严刑峻法，不考虑人性的含混波动，只有刻板冷面。最终逼得陈胜吴广拼死反抗，为人的文明讨回公道。随后的汉朝，先是回归道家文明，继而选择儒家文化，彻底封杀了物的文明滋长、壮大的可能。士农工商，把商排在末尾，就是不许物的文明坐大的重大安排：即所有的人、所有的活动，都是为人而动。而商人这种只为物、为财而动的活动，必须受到最严密的监控，不许它“出来”、“出位”。


    秦朝有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做了宰相，还编了《吕氏春秋》，恰是秦朝的特色。后世是没有的。


    当明朝后期，大量南方官员纷纷转型成为商人，成为贪婪且掌权的谋利群体，中华文明再次遭遇物的文明异化的挑战。而明朝统治上层应对不力，导致灭国、亡国，为异族所统治，从此竟回归了人的文明，关上了文明物化的大门，为中国近代的苦难酝酿着历史基础。这是中国的不幸，但又是人类的大幸。因为，这为人类保留了人的文明的火种！


    若非如此，连人类唯一真正的人的文明都被异化了，人类除了灭亡于物的文明，还能有什么下场！


    通过中国这场在近五百年历史中跌宕起伏的大演绎，我们得以认清人类的方向，文明的方向。这就是：告别物的文明，回归人的文明。告别唯生产力、唯GDP的发展模式，告别对利润、效率的盲目迷恋，告别对力量的片面追求，回归自然的、平衡的、生态的、人性的发展道路。人要为了人，为了自然，为了人性而活着，而不是为了物。


    那种病态的活法，就是取死之道！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抛弃科学，而是要让科学的归科学，人文的归人文。而不要——为了科学而拼命，拿科学来拼命，那都是为物所役：比如，目前几乎所有的科学都首先服务于战争和战争的技术；目前几乎所有的手段（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媒体、生命技术、核能技术等等）统统都被用于相互厮杀。这些正是物的文明垂死阶段的必然表现，是把人类带往地狱的可怕传送带。


    人类需要的是被人的文明降服的科学、回归人的文明的科学，而不是相反。毕竟，科学不过是人类掌握的无数工具中的一项而已。


    人类需要的不是疯狂，而是明智的选择：是人的，还是物的。


    附录六补遗：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均能折射出人的文明与物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比如“共存”还是“清零”的争论；封城期间，投机倒把高价贩卖生活物资；还有重庆卖扣肉老妇遭遇“职业打假人”“合法”欺负，被坑5万元的事件。这后一个事件非常典型地凸显了物的文明（抽象的法律条文）压倒人的文明的文明异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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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七——物的文明

    文明的实质是人与人相互成就。古人云：己欲达而达人。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共产主义说：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总之，人与人可能并不平等，但他们对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公平”、“合理”的，有同样的共识和默契。比如说，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对当时的制度有共识，彼此可以达成一定默契，维持那样在今天看来绝对不合理的制度和彼此关系。


    同样，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也有这种共识和默契，人民尚能忍受一定程度的剥削。但是，资产阶级的贪婪超越了共识和默契，一味只追求私利的膨胀，而不顾劳工的死活，更不肯成就劳工，也就颠覆了其“文明”，导致了社会动荡。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彻底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也就彻底粉碎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公平、合理的共识，将资本主义逐出了文明的序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图重新建立公平、合理的制度，恢复人（间）的文明。


    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失败”了，陷入了长期的低谷呢？


    原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十分狡猾，他们以“文明”来反文明，以“文明”为手段来扭曲、绞杀文明——通过对文明的投机，从内部颠覆了文明。这便是“物的文明”的来历。


    所谓“物的文明”，就是对文明的物化，即，将文明当做投机手段，以达成少数人的私欲的制度安排。


    何解？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是一种将人物化的、当做工具，以投机手段收买人来卖命的“文明”操作。而如果将这种操作普遍化，运用到每个人身上，就是对文明的物化。而这种操作成功的后果，就呈现为“物的文明”，即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都成了物化人、工具人，如行尸走肉，如同“耗材”（比如，如今的职场人一过了35岁，就面临严峻的淘汰形势，就要被“毕业”——“毕业”即结束营业、结束事业，而不是结束学业。从资本家对“毕业”这个词的移用，也可折射出其以“文明”反文明，以投机颠覆文明的手法）。


    那么，这种对人的普遍的物化是如何开始的呢？两个字：诱惑，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这种操作中，双方有默契而无共识——默契在于双方对财富魅力的相信。但一方想的是：这帮蠢货里肯定会有人上钩，愿意卖命效力的。到时候多哄哄他，再给些适合他的甜头，让他死心塌地；另一方想的是：乖乖，这么多钱，够我快活二十年的，或够给老娘看病，再买个宅子养老了，这老板出手真阔气！我去试试，死也值了！


    所以，这无非是两种投机念头的契合，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牢固。三姓家奴吕布与董卓的关系生动演绎了这种契合的起承转合，最终，两个人都不得好死。


    那么，在全社会层面如何进行普遍的诱惑呢？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做了最好的诠释。其原理还是重赏。这种重赏显然是一种对人群常识的扭曲，俗称“洗脑”。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此事。但随着赏格的升高，诱惑的魔力终究发挥了出来。随后，人们的观念也就被扭曲了。洗脑第一步成功，即所谓“立信”。


    前面说了，这种投机与投机的契合是反文明的，下场也多半不好。商鞅死于车裂，秦朝亡于二世。这就是文明对反文明的反应或反击。


    文明是人与人的相互成就。这话我在本篇已说了第二遍。但我决不会说第三遍。为什么不说呢？不是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吗？各位，“说三遍”就是洗脑。那是反文明者、投机分子惯用的花招，与诱惑的性质相同——都是诉诸人的低级本能或低级欲望，也就往往把人锁死在低级水平。这哪里是成就人，分明是在毁人！所以才说这是反文明的！


    诉诸人的低级本能或欲望，才能使人依附于特定的人、特定的体系和制度。反之，激发起人的高级情感和智力活动，只能促进人的成长、独立和自主性，如何令其依附、成为工具人呢？所以，对于物的文明来说，毁人是必须的，把人往下三路引，才是“标准”操作：广告天天洗脑，微X式的碎片化阅读，就是在“毁伤”你的智慧机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娱乐至死、奶头乐，远远地送你一程；告别崇高，逃避宏大叙事，则给文明之希望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然后，用各种“梦”、诗与远方为其下葬、烧纸、燃上一炷香，祝福道：走好，安好。流一滴感伤的泪，扭头便饮下“物”的甘醴、醇酒。还能有比这更完美的文明操作吗？文明是文明了，但文明也就这样被阉割、杀死了。


    这便是物的文明的标准“操作手册”。


    你是否已经被封装在其中了呢？

老农

    反文明的手段当然不止于诱惑，其工具箱里的“法宝”可谓琳琅满目，举不胜举，正如权术、厚黑术、成功学一般，堪称一门“学问”。这里再试举二、三，做个示例。

    恐怖。解放前，在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有所谓“白色恐怖”；美国上世纪50年代搞过“麦卡锡主义”，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谈共产党色变，钱学森就吃过这样的苦头。今天，美国则是谈“中国间谍”色变，在学术界明里暗里继续玩弄这种恐怖手法，维护统治阶级私利。最新的例子。则是连俄罗斯的一切，包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俄国文学家的作品、俄罗斯的猫和树都遭到制裁，更遑论俄罗斯运动员和艺术家了。在中国网络上，则有网暴和人肉搜索对待无辜的普通人，受其伤害、荼毒者不乏其人。总之，用压倒性（碾压式）的恐吓、威胁，乃至迫害手段阻止人们行动、表达以至思考，维护少数人的特权、私利，就是恐怖的实质。


    示弱或“卖惨”。扮演弱者往往能出奇效。“珍珠港事件”促成了美国参战。“911事件”促成了美国反恐。当年，台湾的陈水扁自导自演“两颗子弹”事件，一举扭转了竞选颓势，荣登“宝座”。这种以“弱者”身份博取公众同情的投机手段，常常能“四两拨千斤”，堪比“舆论核弹”。


    分而治之。美国在国内国际、线上线下大搞各种身份政治，让人民斗人民，群众斗群众，是其一种主流的政治操弄手法。针对中国，近来主要玩弄极端女权，搞性别对立、男女撕裂，来恶化中国的文化生态，助力其扼华、弱华。


    上述手法，随着信息的传播、民智的提升，已经越来越被人民所觉知和警惕，其反文明的效力已大不如前了。


    下面再结合一些实例，更深入地把握物的文明的反文明“威力”。


    实例一：“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从来，人就有好奇、猎奇的心理，又有嫉妒、幸灾乐祸、窥探隐私、传播“秘闻”的低级、恶劣趣味。造谣正是利用这种低级心理和倾向，借助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手机、网络，让抹黑、中伤这种厚黑术产生登峰造极的效果。


    而辟谣，一则时效滞后，二则真相不易获得，三则不合人性的低级趣味，故成本很高。所以，传播效果向来远逊于谣言。造谣就成为反文明的一件“利器”：既可定点、定向“狙杀”，又可大规模、全生态“屠杀”，令善良的人们防不胜防，且损失惨重。


    而谣言，这种反文明手段，之所以能“谣翻一片”、“谣翻中国”，正在于人群的文明程度不够，也正凸显出全面建设文明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谣言止于智者。”普遍地提升民众的文明素养、智慧水平，才是防谣、止谣的根本之策，也恰恰符合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一日不停地建设文明，推进文明，就是最好的策略。正所谓“好人不做事，坏人闹翻天，”，“舆论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每一份正能量，都是谣言的克星！


    实例二：法西斯。


    法西斯是利用前述的恐怖手段来统治民众，通俗讲，就是抱团向民众输出暴力，并占据社会主流。一般而言，统治者常常利用特务组织施行此对内高压统治手段。最有名的当属明朝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武则天的酷吏统治，大家熟知的狄仁杰就曾尝过滋味。通常，这是统治阶级统治力虚弱的时候，才会采取的极端手段。比如，王朝得位不正，统治合法性不足，便产生了严密监控人们思想和言论的政治需要。魏晋时期、武则天和明朝永乐时期即是如此。民国在三、四十年代也这么搞，也是其政权虚弱的表现。


    欧洲（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日本、美国麦卡锡时代等，也逃不出这个逻辑。而西方搞法西斯之所以更“正宗”，则在于其文明发育程度落后，民众也普遍有慕强、迷恋暴力（不相信仁义和讲道理）的倾向（比如，美国人执迷于拥枪，欧洲有足球流氓，乌克兰的亚速营前身正是球迷组织。换言之，若美国不搞拥枪，就会遍地是流氓球迷组织，会令社会维稳成本更加高昂。反而拥枪还能成为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大大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特别适合这个移民国家的内在禀赋。未来，中国若要在国际上发挥领导力，对欧美这种文明落后的禀赋，不可不察），故而，法西斯可以全民化地搞，而不仅仅局限于特务组织。以至于可以“跨国输出”，搞军事侵略、种族屠杀，成为人类一大毒瘤。


    此外，迷恋暴力还成为一部分西方人的牟利手段：如外国雇佣军（兵）制度、跨国黑社会组织等（中国的黑社会，一方面被政府压制着，另一方面，有文明传统的浸润，有时还讲所谓江湖道义，与欧美那些极端迷恋暴力、不讲仁义的黑社会，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也因此，法西斯的文化基因在欧美从来不曾消失，一遇到合适的政治土壤和气候，便如野草蓬生。各国政府都不敢掉以轻心。一旦极端政治派别坐大，则法西斯必然有燎原之势。


    实例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生化武器）与无人机武器。


    且不说“大杀器”，先说说无人机武器。


    看过无人机作战视频的人，都会对其作战效能感受强烈，甚至觉得毛骨悚然：从天空无声无息突降“霹雳”，肉身（或装备等）顷刻陨灭、成灰。如此非人、惊人的效率，往往令人目瞪口呆，久久无语，哀叹：人与蝼蚁何异！可见，这种武器的反人类性毋庸置疑。人类还沾沾自喜地把它用于战争。这开启的只能是反人类、反文明的进程。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不应是无休止、无限制的屠杀、滥杀。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国家，原本，要么长期对峙消耗，要么握手言和，罢战、止战。可一旦用上无人机这样的“凶器”，对峙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精壮人口的无底线消灭（消耗），真能打至最后一人——就剩下躲在暗处的无人机操作手。那将是怎样的恐怖场景：战场空旷得见不到一个活人，只有无数的无人机飞来飞去。或许，人类应该修改战争法则，直接搞无人机对决，“省下”宝贵的人命。可惜，这种好事是不可能出现的，人类不遭受惨痛的教训是不可能放弃暴力，走向文明的。正如当年人类与“大杀器”的遇合转折。


    正是大杀器的恐怖威力（反人类性），阻止了人类对其的使用。然而，它毕竟已经被人制造出来了，而且随时可用，其反人类、反文明的属性始终如一。归根结底，这是现代文明内秉的“天赋”，是物的文明的本色。


    实例四：流量、收视率、KPI（企业关键业绩指标）。


    这些抽象物（数据）对于具体的人（受众、消费者和基层从业者）的意义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于资本及其利益（利润）的意义则十分清晰的。所以，它们自然也就归属于非人的、抽象物的力量和阵营中。反过来，就成为压迫具体的人的力量。它们也很自然具有反人类性、反文明的属性。对流量的操控，让少数人丰盈润泽的同时，却让多数人坐困愁城。如果这是自然形成的，也无可厚非。可它却是花费不菲代价在完全人为的（平台）世界，由人为打造，刻意追求“人之道”、“马太效应”的表现，其不公和剥削性质格外鲜明，其“富者恒富，贫者恒贫”的效应，正是反文明的具体体现。


    还记得什么是文明吗？回到前面复习一下吧。可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如此呀！优胜劣汰。拜托，这是在中国，我们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所以，我们要谈谈——


    实例五：资本、市场、一般等价物、一般抽象物。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说明资本的反人类性属性是“娘胎”里就带来的（当然，资本不止有一种属性）。而这个“娘胎”无疑就是市场和商业。资本天然反人类，但不必然能反人类。正如说，老虎天生能吃人，但未必能吃到人。那市场和商业如何呢？市场是人们互通有无的场所，商业是互通有无和调剂余缺的事业，是为人服务的。如果不是一味地牟利，一门心思地牟利，那它们绝对是善良之地和事业。但是，当资本独霸市场和商业，那市场注定是恶之花盛开之地，商业便是罪恶的行销行。而普通人、一般的弱小的市场参与者无力对抗资本，无力阻止“老虎”吃人。这就需要社会出面、国家出面，把老虎收入笼中。这才是文明的做法。


    同样，货币（一般等价物）也是人为的工具，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美元潮汐”就是“恶用”的典型，是反文明的用法。规则、法律、道德、意识形态、主义、信仰等一般抽象物，也是人定的，也有善用、“恶用”之不同。在现代，我们都用进步或反动来评价之。自然，反动的也就是反文明的。这个就毋庸多言了。


    实例六：颜色“革命”。


    革命通常代表进步，代表文明。但“颜色革命”却是集各种反文明手段于一身，辅以正义、公平、进步的“外包装”，为少数人的私利，反对多数人的利益，成为强势国家对付弱势国家的颠覆利器。正义的人们唯有识破其各方面的伪文明、反文明性质，才能有效击败这种反动、反文明（且常常反人类）的新花招，保护文明，建设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