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经为啥靠走的

老农

    理性的封神，在哲学上，起自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思想界对理性的偏执。笛卡尔最出名的一个哲学口号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话鲜明地体现出对意识、理性的偏执的典型误区所在。


    “我思故我在”的出现背景是想找到最真的真理，并以质疑一切思想、习俗、传统为起始。为此，“我”回到最纯粹的思考中，发现唯有“我在思考”是最真切、无须证明的事实，并由此得出“我思故我在”的判断。


    实际上，要得出这一判断，起码还需要几条逻辑的支撑：1、有思考（意识），必定有一个能思考的“XX”在；2、第一个知道思考在发生的必定是那个正在思考的“XX”；3、“XX”自身在其思考中必定呈现为“我”。有这三条逻辑环节，才有所谓的“我思故我在”。可这三条逻辑又离不开这样三个概念的支撑：在、知道、自身。所以，想要找最真的真理的人，就必须先肯定上述三条逻辑和三个概念的真理性，才能说“我思故我在”。而如果他能做到这些，那“我思故我在”就会被证明只是三条逻辑和三个概念推导出来的衍生判断，又哪里配称为最真的真理呢？


    “我思故我在”只是假定“我”、思考（意识）、“在”以及“故”（即因果逻辑）的先在、先验，却完全不知“我”、思考、“在”、“故”是怎么来的，就大言不惭地宣称真理在手，纯粹是瞎搞。



    实际上，“我思故我在”是怀疑论（这本身就是个笨拙的思维方法）者自己最后发现的自身的“死穴”，是于他而言，能停止怀疑的最后一个机会——即便我怀疑一切，我无法怀疑“我在怀疑（思考）”本身，所以，“我在怀疑（思考）”是真的，“我在”也是真的，不能怀疑。这本是颠覆怀疑论的“杀手锏”，却被笛卡尔扭曲的主观意识设定为其形而上学哲学的基点、基石。


    所以，充其量，“我思故我在”是将怀疑论者拉回现实世界的一条坚韧的纽带，却被怀疑论者当作认识世界的基石，其中的潜台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不重要，它能向我证明什么才重要。而世界并不会主动证明自己，所有的证明都是欲寻求证据的人自己去找来的。于是，世界是什么，不算数；我发现它是什么，才算数。而所谓“发现”，我们能看出，不过是意识给我们玩的一个小把戏而已。当人们对意识产生强烈的依赖、偏执后，这场“发现”的把戏，才会被当作世界重新“诞生”（于人们的头脑中）的庄严仪式，即理性（含科学）的封神。


    这种瞎搞并非无故捣乱，而是刻意颠覆，颠覆以“共在即关联”为起点的全部自然逻辑，确立所谓“理性”的逻辑，即“我”的逻辑，也就是“我要”的逻辑。为了掩盖这种赤裸裸的自私逻辑，便借用形而上学的形式，将其包装为高明的哲学。


    形而上学，即是由自己相信的根据，推导出整个世界的逻辑体系。这种相信必定基于某种无知和神话。无知是人类无法避开的，但神话并非必要。笛卡尔无疑是将意识和证明神话了，所以，才有了怀疑论的起点：没有被证明的东西，都不可信任。意识算老几？就敢这么张狂——任何事物，非得经过意识点头、认可，才有存在的资格？所以，这就是一场思维方式的颠覆。但，这场颠覆是站不住脚的，如同一切形而上学一样，其中必然包含着隐蔽的自相矛盾，而无知和神话就是自相矛盾的来源。


    然而，这场颠覆居然成功了。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当然，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何者居多，何者居少，历史自有答案。我们在此只要知道其中的必然性就足以了。


    传统时代的人们思考运用的多是经验主义，即由失败经验中筛选出成功案例，在痛苦的经历中熬出美好，自无数的沙粒中淘出金子，从黑暗中抠出一点光明，好与坏共在、关联。然而，理性主义希望只留下好的，丢弃一切坏的、不好的，要求割断所谓“好”于“坏”的联接。这是多么“合理”的要求啊！我们送它四个字：痴心妄想！要问理性主义者凭什么产生这样的痴心妄想，原因有二：1、是贪心；2 、是意识的本性使然。贪心且不去说它，说说意识的本性。




    意识是情感情绪的“下一代”，也就是“富二代”。自然也就难免有“富二代”的那些常有的负面特性：傲娇、不肯吃苦，把幸福视为理所当然（岁月静好）。当然，“富二代”也有其一般的正面属性：见多识广、能力在线，往往还是多面手、知书识礼等等。同样，意识的本领也是情感情绪不能望其项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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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的出现展开了生命演化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从昆虫到蓝鲸，再到人类，都要依靠意识的力量，奋斗打拼。而最能体现和发挥出意识力量的，或许，要数理性了。理性在很多时候，被当作最高权威的源泉。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意识的力量终归是相对的，这是其本性所决定的（我们稍后就会看到）。


    而理性则往往被视为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被人类寄予厚望。那些执着于理性并孜孜以求的人们，总是憧憬着理性的实现会带来完美的生活。这样的人有许多成了完美主义者（“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就是个完美主义者）。当然，我们都能看到和知道，完美主义者总是会苦于现实生活的不完美，更不要说，他们给自己身边的人带来了多少不必要的烦心和苦恼了。



    然而，理性并非意识的最高阶段，只是相对高级的阶段。不信的人，可以去问问郑板桥老先生，为什么要写出“难得糊涂”四个字来。


    意识力量的强大让意识（包括理性）误以为自己是主人，是主宰。这种错觉源自自体感的形成，源自神经系统与身体的浑然一体，挥洒自如。意识力量的源头是身体，是生命。因此说，意识（含理性）的真正角色，是拣选价值，为“价值的搬运工”本能提供指引，并与本能一道，为生命，为生命的“初心”服务。正如毛主席说的，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


    这便是心猿的“正处”。


    然而，对理性的执迷（须“悟”，而非“不悟”），从宏观和微观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和人类每个个体发展一个必经阶段，同时，也是发展道路上一个小小的回旋阶段。不过，这个小回旋，放到文明发展历史中，则呈现为相对于个体而言规模巨大的波澜。


    在西方历史和现代历史上，1900年前后，是理性神话发展的巅峰和重要转折点。当时，地球已经被基本探察完毕，八国联军刚刚“降服”了满清政府，整个地球已经匍匐在西方的脚下；1900年，佛洛依德出版了《梦的解析》，标志着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也在向理性敞开；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开始深入解开宇宙的奥秘，将物理研究带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崭新阶段；技术的进步依旧在突飞猛进地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西方世界举目四望，似乎连宇宙都一览无余，令人心旷神怡。




   正所谓“物极必反”。正当西方世界的君子们踌躇满志地憧憬着理性和科学将最终创造人类的理想国时，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点炸了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理性的好梦就此破碎了。一战之后不到20年，二战再次爆发，带来了更大规模的破坏与毁灭。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破灭了西方人对理性的信心和希望（自诩为世界上最理性的人们、上帝的选民，却干出了世界上最不理性的毁灭勾当，这让理性何处容身？）。被打懵了的老欧洲，自此失魂落魄、意兴阑珊，无奈地将权力让给了生猛的美国牛仔，开启了科技继续进步，而文化日益倒退的战后西方史。直至今日，消费主义、反智主义、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精英成了“精蝇”，专家成了“砖家”，公知成了“公蜘”，金主成了“爸爸”，明星成了“爱豆”，崇拜者围成了“饭圈”。这便是理性神话破灭后的满地狼藉。总之，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非理性。




    这正如爱与恨是情感的一体两面，理性与非理性也是意识的一体两面。意识天生就自带两幅面孔。因为，意识的本性就是“分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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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被上面最后一句话给误导了，以为意识的本性就只有“分别心”这一点。没错，意识=分别心，这一点，太明显了，明显到就像天上挂着个明晃晃的太阳一般，没法不看见。然而，这只是意识本性中比较明显的部分。


    意识的本性中，还有另一个很重要、但不那么显著的点，叫做“执著心”，它往往被分别心遮挡而不显眼。例如，前面说的狗狗见了大海之大，于是，对它，“大”就成为海的一个属性。这是“分别”。但若只有这个分别意识，还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意识。比方说，假如一阵海风吹来，狗狗以为这风的状态也是海的样子，那岂不是要搞混淆了吗？


    那狗狗如何能区分海风与海呢？答案就在于自体感。自体感告诉狗狗：风（带来）的感觉不属于身体，而是一种外来的力量。所以，风与有形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以此为参照，风与海也不是一回事，因为，海是有形体的。正是由于对自体感的坚持（因为它时刻都在那儿），意识才能一直保持着，狗狗才一直都清楚：风是风，海是海，自己是自己。这种对自体感的依赖与坚执，就是“执著心”。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意识不仅需要一个参照物来做比较，来区分彼此，区分一个个性状、属性，也需要以参照物为模板来“组装”各个性状、属性，结成一个个具体的对象。没有了模板，就只有一堆散乱的“信号零件”（各种性状、属性），而没有鲜明的对象。我们今天有个说法叫“智商在线”，那是因为，我们头脑中参照物/参照系（即知识与经验体系）始终“在线”，提供服务。


    然而，正是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分别心与执著心造成的另一面影响，即过分的执着，不合理的分别，不仅不是“智商在线”，反而是“断线”。比如，刻舟求剑就是过分的执着于自己偏好的知识经验体系；自私、或者种种歧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身份歧视……）就是不合理地区分彼此、优劣、得失。要摆脱这样的执着与分别，靠道德说教，靠权威、行政、司法，乃至暴力，是无效的。必须从根本上超越意识的有限（本性），超越执著心与分别心。因为，意识不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终点，理性也同样不是。它们只是精神发展的中间环节和阶段，甚至不是精神的久留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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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话题是个“天坑”，若陷进去，半天爬不出来。而它却仅是意识话题的一个分支。故而，此处将以较为精炼的方式，搭“桥”来跨越“天坑”，即定性、定义、定则。


    欲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正常的欲望是精神的“避难所”，在精神不能升级进步时，可“转进”到欲望中，以维持精神的整合，即整体协同；另一方面，超常的欲望是精神的轻度病态，可使人暂时不必走向更严重的病态：人的更大程度的异化，以至变态，乃至最糟糕的神经症和精神病。因此说，正常欲望是精神的“后花园”，而超常欲望则是园中的“仙人掌”，浑身带刺。后者包括：超前消费（寅吃卯粮是消费主义的“宠儿”）、奢侈消费、大吃大喝、沉迷娱乐、婚外情、滥交、嫖娼、赌博、吸毒等等。至于通常所说的变态欲望则已不属于欲望，而是人的深度异化。


   欲望可以定义为：意识以愉悦、美好的记忆为参照，主动调用本能，制造相应具体快感的计划。这“计划”就是“望”的意思；而“欲”则是对本能的僭用、挪用。此外，知识、经验为欲望提供参照，使欲望由朦胧的冲动变为具体的计划、方案。朦胧的冲动是精神发展、意识发展的源动力。如果这股力量没能走上正轨，便自然要“下滑”，走欲望之路。之所以是“下滑”，就因为它是抄记忆、抄本能的“作业”，把心思花在挖空心思玩一些记忆与本能的小组合上，没有真正发挥精神的创造力——明明可以抬头挺胸走路，偏要哈腰走，甚至跪行、爬行，乃至躺平（不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


    欲望是主动的，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主动意向行为。因其具有内在的被动性：依赖本能的满足。一旦发动，就要满足之。就如八戒说的：“斋僧不饱，不如活埋。”不满足带来的是内在的不安定、骚动不安。欲望发动就有了强迫性，必须得到满足。


      欲望的索取会不断升级，满足感却越来越少，构成对生命、对环境资源的勒索。所以，对欲望必须有所克制。但另一方面，从欲望的满足到满足感越来越少而走向厌倦，也为初步超越一些具体的欲望创造了条件，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经验是跨越一些沟沟坎坎的桥梁。



    有些欲望只是好奇，只需一次经验就穿越了（但吸毒绝不在此列，绝不要好奇尝试吸毒）。这里，提前说一下“身体本体”与“身体概念”的不同。此处的“身体”是感觉范畴，即我们能感觉的身体和被感觉的身体，以及对身体的各种感觉及其各个层次。它是活的，能动的和可变的。而不是指作为物质实体和形体的身体。身体本体远比身体概念要庞杂和渊深。“身体”是支撑欲望和对生命潜能的好奇的基础存在。欲望和好奇，从实践角度说，是对身体，这口“深井”，的探索、张望。但这种探索、张望，往往是不可逆的。比如，“童子功”破了，就回不去了；欲望对身体的榨取过度了，就折寿了；吸毒身亡、“精尽人亡”都不是传说。


    所以，欲望也好，好奇也好，必须有限度，有自律。自律，早做好于晚做。但太早，会因为缺少足够经验而失效，因为，会有不信，或者相信弱于好奇和欲望的力量。老子说过：“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上士因为经历过、领悟过太多，而知道；中士相信得不够坚定；下士干脆就不信，经验少是硬伤。


    克制欲望的公式：经验+信心>欲望（或好奇）。经验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但真正要超越欲望，不能单靠克制、靠堵，而要将精神的冲动引上发展的轨道，而不是流连在后花园里。《西游记》里多次好人遭遇妖怪均是在庭院中玩月、赏月引出的，这隐喻的就是精神的自赏、自满而停止前进。一旦停滞，下一步就会走向“后花园”，走向欲望。“饱暖思淫欲”，精神上觉得“饱”了，也会思享乐。

    因此，从社会角度讲，对欲望持中性态度的同时，对超常的欲望要有所抑制。比如，通过累进的消费税来加大对过度欲望的压制力度（这有点类似香烟税的性质）。这样的抑制，就像妈妈关爱的唠叨和有时发的脾气，目的是真心为儿女好。当然，放在社会规范上，就有了强制性，若对“妈妈”不敬，“爸爸”的棍棒就招呼上来了。


    反之，不对超常欲望做必要的限制，实是父母的失职，也是无能的表现。比如，一方面提倡、鼓励“光盘”行动，一方面又放任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不仅浪费资源和社会财富，还培养、鼓励了贪心的消费观，培养了贪欲（贪欲是超常欲望的“师父”，是从一次次欲望满足中创造出的对欲望满足的强烈渴望）。既然如此，“光盘”就成了做样子，装点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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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望说到这儿，就该说说最关键的了。


    为什么要克制欲望？克制欲望的“出发线”要从哪里划起？克制欲望的目标和期望的效果是什么？要厘清这几个问题，就一定要认清正常的生理需要与欲望的本质区别。



    《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甘其食”，指平民的自然生活状态在“食”上的表现。这句话还有一个更直白、更精髓的版本叫“粗茶淡饭，甘之如饴。”简单的饭食，为什么能令人甘之如饴呢？这是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会觉得一定是没见过世面的粗蠢之辈才会如此。实际上，古往今来，无数吃厌了山珍海味的贪官污吏，直到东窗事发，身陷囹圄，才蓦然发现：原来，粗茶淡饭真的可以甘之如饴。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然而，笔者要说，这只是醒悟，还不是真的领悟，尚未抓住真正的要领。粗茶淡饭并不等于平平淡淡（“容易得，便等闲看。”这是意识最爱犯的错）。相反，正常的生理需要（如食欲、性欲）是生命经过亿万年进化、修炼出来的极精妙的反应，其宝贵程度仅次于生命本身。有它们的正常、适度的运作，生命才能健康、健全地运行和延续。同样，只有健康的生命状态，才能让它们得出美妙的感受来。生理需要的美妙的满足，正是维系生命的重要保证。它们不美，生命根本就活不长。因此，可以说，生理需要，出道即巅峰，天生是“美人儿”。


    生理需要带来的美，叫“满足”。当意识加入进来，它记住了“满足”，这叫“分别”；还想一直满足，这叫“执着”。它要一再地获得“满足”，却主要是为了“满足”神经系统。这就不再叫“满足”了，而是“快感”。对快感的追求，就是欲望。



    生理需要带来美，那是事半功倍。因为有生命亿万年修炼之功蕴含其中，有生命全体的共同参与、协同运转之力。而欲望追求快感，则注定是事倍功半。因为，它已经开始脱离整体，进行神经系统的“私奔”。所以，必须加强信号刺激的力量。而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差强人意。因此，与生理需要产生美相比，欲望的努力，就像是犯傻、做蠢事，拙劣的很。明明粗茶淡饭就可解决，却要叠床架屋，劳心费神。


    欲望追逐的不再是生命的目标，而是神经系统的“满足”、快感。这是欲望的“初心”，背离了生命的初心。而从行动表现上说，如果把生理需要比作美人，比作西施，那欲望，本质上就是东施效颦，是生理需要的仿品、“山寨”货。


    背离了初心的欲望，不停给自己涂脂抹粉，穿衣打扮，追逐时尚，趋慕新潮，本质上就是以模仿为核心，抛却精神创造本职的、自欺欺人的、乃至欺世的“诈骗犯”。克制欲望，就是制止欺诈，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


    克制欲望，对自己，就是防止自己做自欺的蠢事，要从初心抓起，防微杜渐；就社会说，则要关注欲望的后果。比干劝谏纣王，不要用象牙筷，就是从社会角度出发，却在尚无后果时，就要对纣王从起心动念抓起，防微杜渐，有些操切，但也是无奈。因为，纣王的变质，根本就不可挽救。同样，在私有制社会，社会生活的欲望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私有制必然要依靠对全体人民的压迫和欺诈来维持。消费主义就是资本对人民的欺诈，对社会和未来的欺诈。超前消费不正是对未来的欺诈吗！


    生命是生命在进化中不断创造的成果。创造，是生命的根本活法。但创造之路不是直线，而是有许多弯路、曲折的，是螺旋前进的。反面的东西正好可以激发正面的力量；正面的力量则必定要推开、乃至粉碎反动的东西，否则，它就不能引领生命前进。


    许多人为了生计，可能并不能从事所谓“有创造性”的工作。但这并不能排斥人们去创造。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是创造（当然，要避免上“诈骗犯”的当）。所以，人们工作之外，要有足够的闲暇时光，不只是为了休闲（谁沉迷休闲，谁就成了诈骗犯的“菜”，从长远来看，一定会一无所有。而社会终将一贫如洗。这是跟着诈骗犯走的必然结果），更是为了创造。只有创造，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才能从根本上绕开欲望的陷阱、诈骗，成为一个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人。而我们的社会也会因为一个个“更好的自己”们的成就，而成为一个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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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发展

    或许有不少人会质疑欲望是“诈骗犯”的判定。这一点可以理解，包括有许多人对欲望的依赖近乎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理解和被包容。但质疑者们最好能再深入了解一下意识的发展、人的精神的丰富和富足、人性与动物性的揖别、精神的浑沌与“本性圆明”。


    先说说动物的意识发展。


    以雄狮为例。


    狮王的意识内容基本聚焦于：领地、家族、权威、特权地位、食物、性等关键项，其他的内容不多。而单独驯养的雄狮得到了食物、安全和安宁放松，也就基本心满意足了。偶尔有不满于此的公狮，其意识不甘于如此平庸的生活内容。这多半是意识能力相对发达的个体，会反抗，会逃跑，甚至，作为反抗的高潮，会杀死乃至吃掉主人。这主要是因为单调的驯养生活等于是强迫其意识“退休”。肯“退休”的狮子，就此慵懒、萎靡下去。这表明它们的意识能力原本就相对不够发达，即便在野外也没有机会当上狮王。


    从生命内在固有的整体协同要求来说，平庸的雄狮，以食物和安全的生活为协同的目标，已经用足了其精神力量；而不甘平庸的公狮，则尚有未整合、无法安置的精神力量在骚动，促使它改变自己的生活，以至逐步走向反抗。当然，对它，比较理想的还是回归野外生活。而马戏团里的狮子，生活可能不单调，但却是走上了意识异化发展方向（成为表演狮）。


    动物界有一类特别的意识发展方向，即社会性群居的昆虫，如蚂蚁和蜜蜂。论个体，其精神力量并不会有多强大。但通过分工发展，各个类型化的意识发展成果（如工蚁、兵蚁、蚁后等）的组合，却拥有了强大的群体生存和生活能力。这是典型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而动物界的意识发展大多介于上述几种状态之中。因此，动物性便是有限的意识内容，加上足够的本能力量，与环境结成浑沌一体的生活状态。其浑沌性就表现在意识未能发挥出其本质力量，而仅是依附于动物的生理需要和应付有限的生活挑战，总体居于被动活动的态势，仍是“反应对应刺激”的“应答”模式，几乎并未超过本能的活动模式。而这正是意识发展的初级阶段。


    那么，什么是意识的本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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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提出过一个命题：意识是精神伸向对象世界的一只手。这一命题已经触及了意识的本质力量。


    不过，在意识发展的初级阶段，意识在构建对象（格物）时，凭借的“分别心”和“执著心”主要是依循身体给出的线索在亦步亦趋地行动。因此，它也必然依附于本能，受限于价值，成就为价值意识。（价值）意识是主观的，也必定是自然主义的，与自然混同一体。因为，它还是在借用本能的力量：感觉器官提供什么信号，神经通道“汇报”了什么信息，它都照单全收，不做严格的甄别和批判。它不会用怀疑主义的戒备态度，小心翼翼地审视一切。相反，它用信任的态度开放地接受一切。自然，在这种浑沌一体的认识中，没有确定的边界，“我”就是边界，“我”就是中心；“我觉得”、“我以为”就是边界，“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就是这种涵容一切的浑沌一体意识的自然表现。这种自然意识的胸怀是宽广的。可一旦它发起怒来，又是最狭隘的。它在一切可能性中，随意地翻滚着、变换着。

    相对健全的意识（某些聪明的动物，以及几乎所有人类个体）会意识到这一不稳定的格局，并为此而深深苦恼。由此，整个传统时代的人们，其意识都有一个共同的思考倾向：如何成为那个涵容一切的唯我独尊者（从而避免被他人的不稳定的自然意识所祸害）。道家说要得道升仙；儒家说要存天理，灭人欲，当圣人；贵族、野心家们说要当皇帝；政治家说要建立一统天下的帝国；平民百姓说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便是黄袍怪、齐天大圣的出发地。但齐天大圣再厉害，也没法跳出如来的手掌心——总是在自然意识之中。这看起来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前面，我们还把科学和理性刨根儿数落了一通，批判它们给自然带来了极大的伤害，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共同体精神。现在，该轮到自然意识和传统文化精神挨批了。要对它们的保守、封闭指摘一番。

    老子和庄子都是意识分别心的反对者。庄子写过一则“混沌开窍而死”的寓言，揭示混沌与意识的对立性。老子则明确要求“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返璞归真”，回归上古浑沌时代，“老死不相往来”。儒家虽然反对道家这种绝对的倒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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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传统，就是长期稳定保持并被人们普遍恪守的做法和活法。自然意识下的传统，有一个典型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叫“应答模式”，或者再精准些叫“规定应答”模式，就是任何问题都有现成的标准答案，不按标准答案答题，就算答错。


   最早的应答模式，就是本能；接下来，便是自然意识。二者都是“强规定应答”模式——尤其是本能，给什么信号，就表现什么回应，几乎可以用机械化来形容。如果谁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那就一定是跳出了规定应答模式的牛人了。但这样的人注定是极少数。传统的大多数人，都活在“规定应答”的范围内：教育是应试的，做事是应付的（不敢为天下先），做人才是有灵性的事，但也要先懂规矩（依旧是“规定应答”，要忠，要诚——忠诚于先在的社会规范，不能稍有松懈、偏离，不然，就是不忠，不诚）。如此严密的约束下，人仅剩的一点活力基本是不肯再去挑战艰难的事务了，多半是去满足轻松、享乐、唯我的需要（比如诗歌、艺术、美食等等）了。


    然而，自然意识要由混沌不清走向自觉与自决，必定要经历一个面对问题、困惑乃至困境，不得不自由应答的阶段：在没有现成的标准答案的情况下，摸爬滚打地找出或许可行的若干方案，以实践检验出其中的优者与劣者，做出可靠的判定，同时，也就完成了意识的自觉和自决。

    这样的自由应答，意味着吃苦受累，承受失败、挫折，蒙受损失，还要愿赌服输，接受试错的代价。因此，肯这样干的人，要么家有余粮，甚至“有矿”；要么深陷困境，不得不搏。平常人等，宁愿做些“规定应答”的“题目”，做“靠谱”、“保险”的“买卖”，决不冒“过头”的风险。比如，今天很流行的一个词“打卡”，正是“规定应答”的例子。


    “打卡意识”与“自觉意识”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但未必不能发生自发的切换，如果“规定应答”被切换成“自由应答”的话。例如，当你买了一件国际品牌货，以为自己做了件“打卡”的事。结果，出了问题，期待品牌给出“规定应答”。人家给你的却是“自由应答”，你又怎么应答人家的应答呢？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个普遍盛行“自由应答”的时期：一个是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有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一个是繁盛的隋、唐时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可以“任性”。唐僧取经正发生在后一段历史中，并且以取经的成果滋养了时代，正如百家争鸣的丰硕成果滋养了后世的无数代。


   “规定应答”（打卡）是意识被时代滋养和规训；“自由应答”则足以反哺时代。两种“应答”是文化、文明发展的正常机制，不可偏废。然而，儒家为了维护道德秩序和统治秩序，刻舟求剑地以天理压制“自由应答”机制，不可避免地走向保守、封闭、僵化，令意识进入深度的“规定应答”模式，等同于强令意识“退休”，退守“自然意识”。不甘寂寞的意识，也只能转进入“欲望”模式。


    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以导师的身份为欲望在食欲方面的突破张目。或许，他是想对欲望做无害化处理。毕竟，美食能带来的道德风险和社会风险是较小的（但其中隐含的健康风险，孔子似乎没能意识到）。原本，这种精细化的操作仍有可能突破意识价值化的窠臼，走向一种唯物的就事论事的客观态度。只可惜，饮食太依赖人的主观感受了，客观性无法独立出来。儒家也失去了仅有的突破窗口。道家有炼丹术（甚至发明了火药），似乎最接近突破意识的主观陷阱，走到客观立场上去。然而，阴阳五行体系的极大弹性与包容性足以吸纳一切正常、异常的现象，并不需要另立一套客观的观察与检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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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就长期自限于自然意识中，没有什么突破。社会政治的周期律也就周而复始地循环着：每个朝代开创了一套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后代们就只有“规定应答”可做，自由只在欲望中兑现，当（有权者的）欲望需要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源来满足时，社会便趋于解体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古人早就懂了，可为什么还是跳不出周期律呢？自然就是因为自然意识很难被突破。

自然意识的陷阱

    说到滋养和规训，让人不由想到一个词“喂不熟的白眼狼”。这词的意思一望可知，拿来形容人，侮辱性不强，伤害性极大：第一，把人剔出了“自己人”的行列；第二，把人划为了忘恩负义的小人。这两点足以造成“社会性死亡”的后果。反之，多问一句，如果“喂熟”了呢？那就变成狗了嘛。这，不仅侮辱性极强，伤害性也很大。不过，好歹“狗粮”是稳了。


    自然意识，作为意识发展的初级阶段，始终停留在“以我为准”的藩篱内，既不能真正认识世界，也无法看清自己，面对世界，面对自己，就总是处在喜怒不定，后果不定的不稳定状态中。它反而更要强化“分别”与“执着”，把世界划分成“我的”和“外面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是自己人的世界；其余的都是外面的世界和外人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所以，“我”一定要把外面的变成自己的。意识就自然走向了自私、贪心、偏执和狭隘——为了安全和利益，意识“自宫”了，把自己关入“自己人”的堡垒中，轻易不再出去了。生活中，有一个现象叫“妈宝”（无论男女），就是“自宫”的一个典型后果。

自然意识的超越

    正常来说，人的意识成长都经历过被滋养和被规训的阶段，随后出现的，就是著名的“青春叛逆期”。这说明，意识从未真正甘心雌伏于自然意识的不稳定状态之下、委屈地局限在“自己人”的世界之内，而是想真正地绽放在“外面的世界”之中。因为，意识天然地知道，自然意识决非终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意识的起点是“自体感”，它的第一个内容是外物与自体的“分别”，分别心从一开始就是对自体的跨越，是“触摸”外物，并整合感觉。当然，最初的整合是参照自体（身体）完成的。但最后，这种跨越，必然导致自体会被外物给压倒——因为，外物以及外面的世界如此庞杂和宏大，自体如此渺小和虚弱。意识需要某种支撑：或是放大自我，或是虚化外界。比如，人造出神（放大自我）来掌握世界，动物则只关心眼前的事物（虚化外界的宏大）。这是自然意识的自欺招数（自宫）。


    即便如此，中国古人也知道，天人合一是最理想的状态，并未把“以我为准”、“唯我独尊”（以神为尊是隐蔽的唯我独尊）当作最高理想。




    但是，要超越自然意识的自欺，必须完成两方面的准备：一个是感觉方面的超越，一个是文化精神的超越。中国古人能做到前者，却绊倒在后一条件上，未能突破。

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先说感觉上的超越。“分别心”是超越身体的，但又被“执著心”束缚住了，离不开身体。这样，欲望就成了心灵的后花园，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这是身体本体与身体概念的区别所带来的后果。


    身体概念是意识创造的，但身体本体（感）是情感与初级脑加工出来的，并作为意识的基础，为意识提供基本参照。所以，执著心的基础也是情感与生命的早期印痕（含早期记忆）。但这样的情感与印痕已融汇为一个整体、一种原始浑沌体，即身体本体。它比身体概念更原始、含混且庞杂，其中的各种元素（情绪、情感、感觉、记忆等等）对于意识，多不可分辨，除非是很敏感的意识或经过特别训练者，可对上述元素中的某些类型作出辨识。


    然而，意识还可通过类似庄子说的“坐忘”，来运用这个浑沌体，扩展自身的敏感性与辨识力，达到极大的“耳聪目明”、“心明眼亮”，便不易陷入“刻舟求剑”了。这状态就是本性圆明。




    欲望吸引人的地方，除了快感，还有便是对身体感觉的“开发”，相当于对身体本体（感）的开发——不断发现身体的“新”的（实为旧的）可能性（实为既有的经验）。因此，貌似是欲望引领意识去领略“新”的风景，其实是在走一条倒退的断头路。因此，它当然就是个诈骗犯和诱拐犯。


    意识要从感觉上超越自然意识，就必须以分别心再去完成一次叫做“觉悟”的跨越，到达外物本体（物自体）。否则，外物就总是对“熟物”（即自体）的模仿（参照自体去“格”外物，比如“妈妈觉得你冷”）。而这一跨越将创造被称为“人性”的精神新境界。




                                                      觉悟




    意识要在“外面的世界”绽放，就要扎根在外面的世界。如何扎这个“根”呢？就要靠“觉悟”，从根本上蜕变：从“以我为准”，转为“以物为准”，从“以我观物”转为“以物观物”。比如说，实事求是就是如此，“入乡随俗”也有几分这个意思。


    自然意识的根是“自体感”，这是“以我为准”的那个“我”的核心。而突破“以我为准”的自然意识，实现意识的觉悟，就要把“根”从“自体感”转到“物自体”上，仿佛是把心“长”到物（对象）身上，达到“物我合一”。比如，农民把种庄稼叫“伺候庄稼”：为其灌溉、施肥、除草、除虫，而决不干“拔苗助长”的事，就像是在伺候自己的孩子。这是农民对庄稼的“物我合一”。又如，好的艺术作品的力量，是通过所刻画的生动的艺术形象释放出来的，仿佛这些形象是活的，能自己说话一般（好演员也是把人物演“活”了，好像他就是人物本人似的）。这是艺术所实现的“物我合一”（创作者、演员与艺术形象的合一）。


    这种“物自体”是超出意识的，正如身体本体是超出身体概念的一样。所以，人必须用全部身心去了解对象，领悟出“物自体”，而不是“物体”的概念。这里包含的不只是认识的区别，更多是态度的区别：物自体是人的尺度与物的本性的互渗，基于整体论的态度，相信并依靠人与物（对象）的深刻关联性。整体论是包含着不确定的、未知地带的（这里是无数关联的发生之地），也就留下了对象的自决的余地，而不会将对象“吃干榨净”。因为，人对自己也不会取“竭泽而渔”的态度。


    这种“觉悟意识”的内核跨越了自体与物体（自我与对象）的鸿沟，也就打通了自己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道家难以言说这种独特的意识状态，只能把它归于道的力量，称这种意识状态为“玄”。


    整体论是尊重生命的，这是它的基本态度，并泛化到一切存在，以为一切存在都是有活力的个体。所以，整体论也依旧是价值化的、主观化的，但却是远高于自然的价值意识的，因为，人性便是从此开始的。


    墨家是人性的倡导者，却超前于时代。儒家由人性的高度，回撤了三个单位，把人性归于圣人的境界，并认为，一般人还活在“食色性也”的动物性之中，顶多是“小人”，需要跨越“君子”、“贤人”高度之后，才能接近圣人的水平。




    儒家把跨越自体与对象的意识状态，称为“仁”，即缩小到社会范畴，只跨越自己与他人的鸿沟。从认识论退入道德范畴，把认识论留给道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道太难了解了，不适合一般人。“仁”是儒家创造的简化版的觉悟意识，不是正宗的觉悟味道。总之，中国传统的认识氛围，极不适合科学。


    科学是一种另类的意识状态。科学的分析论是劈开整体论的思维，其侵略性由蔑视生命的整体性开启。这很容易从专业人士的好奇心中产生，例如，画家为了提高技艺，渴望了解皮肤下的解剖机理，工匠希望了解自己行业加工对象的物质规律。然后，就像欲望开发身体一样，摆脱了整体论禁忌的好奇心，就开始恣意地探索存在的奥秘。



    科学意识是纯粹的就事论事的，没有整体论拖泥带水的、神秘的、自我与对象的互渗，不需要对“物自体”的觉察，只有赤裸裸的物体。外面的世界就是无主的荒地，谁先到就归谁，谁就可以做主。它与人性无关，只与好奇心有关。科学只在关闭人性关切后，才会产生。在科学的草创年代，科学家无异于怪物，“弗兰肯斯坦”就是当年的科学家的画像。

老农

    有的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说科学（意识）与人性无关、科学（意识）是“怪物”。那是因为，他们不大清楚纯粹的科学（意识）的味道。今天的我们一定都有过打电话热线却被机器接待的经验：XXX请按“1”，XX请按“2”，……，人工服务请按“0”/“9”之类，总是把人们最想要的“人的回应”选项排在最后。而且，即便我们选了“人工服务”，可能得到的还是机器式的、复读机般的话术回应，而不是真正的“人的回应”。

    这很不人性，而是浓浓的机器味道。这恰恰就最接近纯粹科学味道。机器不具有人性，纯粹科学也不关心人性（除非它恰好在研究人性）。然而，即便它研究人性，也依旧不懂人性。因为，它骨子里就不具备懂得人性的能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机器却可以从事科学。比如，今天在网上，机器不眠不休、一刻不停且丝毫不肯耽搁地在收集大数据，并立即加工和反应：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你想要什么，机器比你还清楚，还反馈得更敏捷，简直赛过殷勤而机灵的李莲英。当然，机器能做到这样，还得靠人性的参与。


    如果没有人性的介入，科学发明的原子弹、氢弹，早已把地球毁灭n遍了，你我都不可能还待在这里——要么早已化作白骨，喂了泥巴；要么根本就没机会出生、降临人世。即便我们侥幸避过了核大战的爆发，却可能无法逃过环境污染的魔爪，不是嘴歪眼斜、脑瘫面瘫，便是癌症、绝症缠身，苦不堪言（若非环保运动和环保意识的兴起，我们今天可能真的生无可恋）。

    然后，更可能的是，在没有人性介入的科学“管理”下，我们拼死拼活却只能苟延残喘地为资本家打工。马克思那个年代的工人们的悲惨境况，激发了人性的反抗，激发出了共产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没有看清科学，不清楚科学（意识）的味道。




    什么是纯粹的科学意识？就是关闭了人性关切的理性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理性的人们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很理性地把战败国德国瓜分得一干二净，埋下了第二次大战的引线，也加速了中国的觉醒（五四运动）。


    五四青年是相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而没有只相信“赛先生”。同样，笔者在此也不是想单纯地反对科学，而是反对让科学意识凌驾于人性之上，反对把一切善与正义都归到所谓“科学的”名下，反对“科学教”。拿中国的抗疫经验来说，号称科学的西医介入下的病死率是4.8%；而据说不科学的中医介入下的病死率是1.2%。谁的抗疫表现更优秀？



    科学意识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它不懂整体，只懂得拆解后的物体。生命也好，宇宙也好，在科学看来，就是机器，就是零件组合+算法。然而，整体如同量子，不可切分。切开了，整体就不在了。“死”了。老百姓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然而，那些迷信科学、迷信理性的人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反而以为理性是人性的巅峰。于是，他们竭力地说着自以为无上真理的“两家话”，用他们信奉的理性把自己与人群隔开，隔得远远的，还产生了俯视众生的幻觉，着实“病”得不轻！


    不过，现代人谁没“病”过呢！理性足够迷人，所有想认真生活的人，无不曾一亲其“芳泽”。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对理性，“亲”过就够了，让它当个参谋就够了，可不能让它当“主帅”！否则，由着它说起“两家话”来，十个家也不够它拆的！欧洲人够理性吧，可几百年来，你见到欧洲统一过吗？英国倒是刚刚从欧盟脱离了，眼看着苏格兰又要从英国脱离出来了。


    今天的人为什么离婚率高？为什么不爱结婚了，为什么不爱生小孩了？你以为是社会福利低吗？你以为是社会“三高”、“四高”（房价高、医疗费用高、教育成本高、养老成本高）吗？其实，这些都不是原因：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们福利低吗？他们住的房子不够大吗？都不是啊。可他们的人民还是生得很少。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欧美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们想了几十年，想破了头也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因为，他们理性的头脑只懂得理性而昧于人性。人性的问题只能靠人性的“药”来医。那么，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性的“药”？嘿嘿——我先不告诉你，你使劲猜！


    理性与科学的强大影响力，根本地源自它们对人类生活的改造、对现代社会的塑造。科学使人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从而让人拥有了优渥的生活条件。现代人不用过多担心生存问题，寿命也大大提高。当人的意识无须强烈聚焦于生存问题，自然有了另外的去处：除了埋首欲望和享乐，便是热衷于满足好奇心（“吃瓜群众”的兴盛就出于这一变化）。总之，在今天，意识需要一些人为制造的目标来维持必要的整合、整体协同，以避免意识的解体、退化。而这种需要又大大加速了意识（理性）片面化的发展，大大超过了生命的进化节奏，正在日益溢出生命的逻辑，走向异化，走向生命的对立面，成为破坏分子。这是极其危险的、必须加以遏制的倾向。否则，反人类的狂潮必然从中掀起，文明的灭亡，乃至人类的灭亡将不再遥远。